余江：我国已成全球数字化创新与转型的最大试验场，如何塑造发展新优势？

信息科技竞争推动下的数字创新

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和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广泛普及，全球信息科技竞争不断强化前瞻引领和原创性突破。

在数字与智能化推进下，新一代芯片、软件和算法的平台性、赋能性显著提升，成为科技发展和战略布局重点之一。

全球各国都认识到，如果不能加大对前沿科技、未来科技的研究力度，必将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以美国为例，无论是DARPA出于“研发让美国竞争对手看不到的技术”而提出的2030电子复兴计划（ERI），还是《无尽前沿法案》所关注的10个重点领域中对信息技术的倾斜，都彰显了全球信息科技竞争的白热化。

而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深刻影响了全球的产业布局，全球经济正加速向以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的数字经济进行转变。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已步入了深度数字化阶段，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主要大国和地区重塑全球竞争力的共同选择。

数字经济时代下，传统的创新管理理论和实践面临着多重变革挑战和机遇。数字经济如何促进了产业转型升级和社会创新发展？数字化条件下创新的新动力是什么？学术界和政策界需要新的理念新的概念，以更好地理解数字经济，从而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创新”这一概念最早在国际上正式提出于2010年，指“产品或服务的数字、物理物件通过新的组合以产生新产品或提供新服务的过程”，其显著特性是自生长性，即创新主体主动适应数字化技术趋势而创造性地使用数字技术创造新产品和服务的能力。

数字创新产生的新产品或服务，既嵌入于数字化技术中，又受到数字化新技术的持续驱动，并在产品、服务的生产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数字与物理组件的组合方式。

我国已成为全球数字化创新转型最大试验场

早在2016年，杭州G20峰会上便提出了《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强调必须推动各类企业和非企业单位从开发、业务、管理、销售和售后服务等全流程上完成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化知识和技术来进行相关生产行力的数字化重塑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

我国拥有大洲级的统一市场、海量的用户和数据、大规模的互联网企业与独角兽，可以说，在数字创新的自生长性与海量超级用户（十亿级）和产业大国的应用场景碰撞下，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数字化转型最大的试验场。

概括而言，我国拥有的世界上最庞大的制造系统正在进行深刻的数字转型、世界上最庞大的医疗体系正在进行深刻的数字转型。

面向“十四五”，由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全球贸易摩擦加剧、海运体系和产业供应链的脆弱性等问题，传统的制造业已不适合现今的发展，制造体系必须在数字化条件下进行战略性转型。同时，受疫情的影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重要性进一步被凸显，人们愈发认识到，一个高效、先进的医疗体系对整个社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而医疗体系的数字化转型必须超前发展。

目前，我国数字化市场规模初现，在经济数字化转型、社会数字化转型、工业的数字化转型等方面都颇有成效，而无处不在的“数据”“智能”“链接”中，也蕴藏着无穷的创新和创业机会。

然而，在深度数字化时代，只有颠覆性的技术突破才能给广大消费者带来颠覆性的全新体验。尽管我国在消费级互联网方面发展迅速，已经形成了火箭式发展的“中国现象”，但在更为核心的产业级互联网应用领域，仍巨大的发展潜力，目前企业的主流业务数字化应用率只有20%左右，而国际先进水平已近50%。

“锻长板、补短板”相结合

产业互联网的未来已来，我们须改变传统仅仅追求更高的性能/价格比的发展模式，注重发挥数字创新的自生长性，在更多新维度扩展产品和服务的新价值。

面向未来，我国数字创新的可持续模式需要关注“根技术”发展与商业创新的互动。所谓“根技术”，是指EDA、光刻机、操作系统、底层算法、基础关键材料等具有“重科技”特性的基础性研究，具备长期超高投资、跨学科大平台、产业领军人才、融合技术簇、多生态互嵌入等多重要素超高密度聚集等特点。

我国应从“锻长板”“补短板”这两个层面，加快发展基础研究，尽快摆脱芯片关键核心技术依赖国外的现状，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

“锻长板”体现了领跑思维。在日趋激烈的世界经济和科技竞争中，如果没有前瞻性、引领性和原创性技术突破创新的有效供给，我国将面临诸多挑战和困难。

一方面，需提前研判未来有望引领全球科技发展的“长板”领域，增强战略技术前瞻储备的创新工作，强化原始创新水平。

另一方面，应推动新知识和新技术深度连接和耦合发力，在一些战略性领域形成有我国特色的新技术、新需求与新架构，多维度、多路径提高对全球产业科技创新网络的嵌入率与贡献度，优化与国际合作伙伴的灵活合作方式。

“补短板”则属于底线思维。当前局势下，可能的科技脱钩带来的风险日益突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现状凸显，产业经济安全和战略安全存在重大隐患。

我国需努力形成多循环、多路径的关键技术有效供给，增强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和关键产品保障能力与产业科技自立自强能力。同时应强化底线思维，压实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任务部署，做好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断供”等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有计划、有重点地逐步攻克面临的“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强化自主研发和关键技术掌握，并通过国际创新合作，提升产业面向未来的技术影响力和市场影响力。

构建“国际视野，中国气派”的数字创新与数字经济管理理论

数字创新的浪潮为中国场景下的创新与战略管理研究带来了新动能，为基于当前数字经济实践的理论探索提供了新的内涵、边界，这为管理学科建设以及学术和政策研究人员带来了大量新的机遇和新的视角。

数字创新的研究方兴未艾，新的创新现象不断出现、新的挑战问题在等待解决、新的实践启示也在不断涌向，作为有时代责任感的战略研究人员，需要立足在技术和商业界面的有效互动角度，思考管理学科发展和新格局下的数字创新创业和数字化转型创新实践大潮相结合的问题。

例如数字创新、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字经济的新动力机制是什么？新的运作机制是什么？新的影响机制中包含着哪些新的变量，传统研究中哪些变量已经不再重要？掌握海量数据、先进算法的企业，如何在更高平台上进行商业模式的创新，进而拉动上游关键核心技术的发展？……

总之，“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们研究人员应深入实践中，“研究真问题、真地研究问题”，从而构建“国际视野 中国气派”数字创新与数字经济管理理论，形成更多基于我国本土的原创性理论。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转型中的制造体系和医疗体系，在数字创新的自生长性与海量超级用户、产业大国的应用场景碰撞下，有很多独特的问题值得被关注，需要更多研究人员用学术性的理论和语言、详实的数据和逻辑进行解答，最终产生更多具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本文系作者应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创新发展战略研究所的邀请以“中国数字创新前沿：新机制与新动力的思考”为主题的学术讲座内容，由“北京科学学”新媒体平台编辑整理后，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