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工作者的累，我只能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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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4-28
我大学本科是社会学系的社会工作专业，同学还有师兄弟姐妹里，毕业后成为社区工作者的不在少数。有些已经是社区、街道办乃至更高部门的负责人。
2020年6月7日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指出，中国有400万名社区工作者奋战在全国65万个城乡社区中。民政部门统计，截至2021年，中国大陆地区有8793个街道办。换句话说，平均1个社区有6个社区工作者，每1个社区工作者要联系约350名居民。
如果再说得时髦点，这就是当下的网格化社区管理。每一户，每一人，都能通过网格化纳入到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管理中。
2003年，北京市东城区成立了以书记为组长的创新城市管理模式课题组，对《依托数字城市技术创建城市管理新模式》课题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2004年，网格化管理在北京市东城区率先实施。
到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全国政法综治战线全面推进县(市、区、旗)、乡镇(街道)、村(社区)综治中心建设，提出创新网格化服务管理，完善基层治安防控网，夯实社会治理基础。2013年11月，“网格化管理”首次出现在党内最高级别的文件中，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的基层治理方向，各地相继开展社会治理网格化工作。
随着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实践推进，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管理概念，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治理。社区网格化，要实现的社会治理目标，就是：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每1位社区工作者担任网格管理员，对应1个社区的网格。
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社区网格化管理在全国深化实施。像深圳市罗湖区东湖街道办事处在当年6月24日发布了《东湖街道社区网格管理中心2020年工作要点：完善网格化治理，推进多网合一》，里面就提出了形成“1 名社区网格长＋X 名网格员＋Y 名楼栋长＋Z 名志愿者”大网格构架，探索以网格党小组为核心的条块结合的多元治理模式。
过去在很多人眼中，社区工作就是养老的，或者按现在的话讲是躺平的。如果丈夫收入较高，就会让妻子去做社区工作者，还能有时间带孩子照顾家庭。最近几年特别是新冠疫情以后，我们才发现，原来社区工作是要拼命的。
网格化，能让疫情可控到每家每户。社区工作者的价值在疫情这三年被放大了。
然而，社区工作者的不堪重负，也由此加重了。
每一位社区工作者，都是一根针，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的针。
怎样的千条线？在临沂市兰山区的《2020年兰山街道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纪实》中说，“兰山街道51个社区村网格全部建成便民服务站，统筹整合网格内各类资源，将就业、卫健、教育、医保、社保、民政等109项政务服务事项办理向网格下沉，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社区村建设区域服务中心，实现个体工商户、新开办企业注册登记受理、打证、归档等商事登记业务向群众身边延伸。”
109项，下沉给社区网格交办，想一想，一年只有365天，109项事务来回穿插。居民不断前来办事，这是多大的工作量？还有社区工作者透露，小餐饮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退休人员养老金领养资格、求职登记、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申请、申请创业小额申担保贷款、残疾人两项补贴申领、精神病人专项救助……凡是能想到的，事无巨细，社区工作者应管尽管。
如果社区工作者办不了的事，民众找上门会接待，接待时会告知并说服：这事儿不归我们管。
疫情防控的这三年，社区工作者承担了越来越繁重的任务和职责。公开报道显示，西部一位街道平安办工作人员说，防疫期间，既要填报涉疫地区来返人员数据等各类表格，又要紧盯社区疫情防控工作，还要分心于日常各类名目繁多的督查、检查、考核。基层干部特别是社区工作人员应接不暇……
既要，又要，还要。上面各级各个部门下发各种工作任务与要求，最终都落在了社区工作者头上，一些街道、社区仅仅依靠寥寥数名全职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勉强维持。而来源多重、头绪多繁、压力多方的工作任务与要求，导致社区工作者精力分散，身心俱疲。
加上过去三年，疫情的防控在日常工作之上，额外添加了繁重的工作量。负责卫健条线的社区工作者，一般同时兼任防疫专干，领到上面发来的疫情相关事项后，通知负责具体楼栋的网格员，网格员再沟通、协调进行集中隔离、做核酸、做流调等一些防疫措施。
随着疫情的反复，2020年之后，卫健这条线的社区工作者再也没有清闲过。不仅如此，三年来持续的疫情防控工作，已经裹挟了其他条线的社区工作者和其他部门进去，一起面对。最典型的，是对疫情管控对象的工作，实行“五包一”，即：街道干部、社区干部、公安干警、社区医务工作者、网格员，对一个对象展开工作，5人对1人。
当然，其中最苦最累的还是社区网格工作者。既当指挥员，又做战斗员，还要客串信息员、宣传员，是社区网格工作者的战“疫”常态。
排查、测温、消毒、值守、宣传、劝返……日复一日的防疫工作，社区工作者非常辛苦。有些地方由于疫情严重，两三个月没有周末休息，节假日更是紧张值班，每天加班到深夜，超时工作十二三个小时。不少社区工作者累病了，因为即便是平时，居民都有各种事来找，根本就得不到充分的休息。
而在疫情开始的第一年，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8日，全国城乡社区工作者中就有53位在疫情防控中因公殉职。此后，这一数据由于暂时不明的原因，没有继续公布。但对疫情防控中再有感染的、病倒的甚至不幸去世的，我们也不难想象。
即便这样，社区工作者仍然得不到所有社区居民的理解。总有人比较自私只考虑个人感受，部分居民遇事就是不理解、不配合、不支持，甚至莫名其妙的谩骂诋毁，很多社区工作者包括网格员每天电话被打爆，被骂哭。这也就让人大概理解2022年4月上海疫情期间，年老的居民打电话找到社区工作者反映药快吃完了需要就医拿药，电话那头是累到嘶哑的声音说着，我没有办法。
只要发生疫情，只要所在社区成为中高风险地区，就是回不完的信息，做不完的核酸，搞不完的摸排，贴不完的封条，送不完的密接，报不完的表格……
疫情期间，有的社区工作者干脆把“家”安进社区，吃住在办公室，二三十天乃至两三个月见不到自己的孩子。上海疫情，很多六七十岁的老年社区工作者，每天仍然工作十多个小时，有时还通宵蹲守值班点。
一个字，累。不仅人累，而且心累。
新时代的中国，提出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每天国家层面的各项大数据，几乎都是从社区工作者这里层层上传得来的。但从上面传导下来的，却有一些不当的社会治理方式。政出多门，有些还相互矛盾。从各个部门的立场看，每项工作任务与要求都有道理，但各项指标全部考核的时候，才发现有的目标之间相互冲突，基层很难执行，有时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疲于应付。
而层层加码，文山会海，让社区工作流于形式，落不到实处甚至得不到实际的数据。报道显示，不少地方的社区，工作发文时间与收到上级文件间隔较短，不少文件与上级文件相似度高达90%。对职责日趋明确严格的变相应付，就是上面来什么，下面转发一下，这成了目前基本的落实方式，据说也是最有效的避责方式。
很多社区工作者还“填坑”式参加了很多由上级组织的会议，其实和社区没有直接联系，只是填补一个“与会人数”。社区工作者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推进工作，时间和精力被严重挤压，很多工作落不到实处，难免会产生对工作包括数据上报的敷衍。
也不排除社区工作中，总有人吃拿卡要，薅民众的羊毛。工作不力，贪污腐化的，毕竟还是少数。社区工作者里绝大多数，还是有服务社区，让居民满意的工作理想。但现实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也是不争的事实。
社区工作中任务下发多，调度评比多，权限下放少的现象也层出不穷。为了应对不断增多的考核目标，定期开展调度评比成为重要的治理手段。但基层干部反映，调度评比有过多过滥的倾向，除经济发展、安全生产、疫情防控等重要任务外，大量琐碎小事也被纳入其中。要实现多重目标，实际上需要赋予基层更多自主权力。不少社区工作者对媒体表示，面对上级安排的各项任务，目前只能被动执行，面对不同部门下发的重复任务，很难快速有效地向上级部门反映，即使反映了，上级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壁垒也不是下面可以推动解决的。
社区工作者的工作量、工作价值，与薪资待遇不完全合理匹配，也是当下的问题。要记住的是，大量社区工作者，尤其公益岗人员身兼网格员的，拿着最低工资，干着社区一线最累最危险的活，无名无分，默默奉献。
让人感到有希望的是，一些地方开始重视。2020年，为调动网格队伍的工作积极性，临沂市兰山街道网格员工资待遇由过去的每月1923元，提高到2400元，统一配备服装、工作证、公文包，统一培训上岗。当地的原话是——
“让网格队伍专心干好本职工作，使网格员工作成为有体面的职业。”
进一步衡量社区工作者的价值与工作量，提高薪资待遇，或许又是能聊以慰藉的一种方式，很多地方正在推动。而上级如何统筹各级、各部门工作任务与要求，同时加大赋权、更加精简事务和科学优化考评、合理加派人手，值得总结经验与教训，是摆在眼下面前的重要课题。
我只能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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