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处于全球制造业的第三梯队，到底有没有依据

在前些日子闭幕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苗圩委员关于我国制造业现状的发言，引发了持续的讨论和热议。他说：“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战略任务。在全球制造业四级梯队格局中，中国处于第三梯队，实现制造强国目标至少还需30年”。

此言一出，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也为数不少。和其他委员的发言相比，这些话无疑富有争议性。赞同者主要是赞同的是苗圩委员对中国制造业问题的评估，而反对者认为该说大而无当，更可能导致错误的舆论解读。

那么，曾深度参与、领导中国工业和信息化建设的前部长，今天积极献策的政协委员，认为中国处于全球制造业的第三梯队，到底有没有依据呢？

苗委员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很多人指出他是从2015年起才开始对外表达这一观点的，同一时间认为全球制造业分为四个梯队，而中国处于第三梯队的还有“制造强国发展指数”。

2013年，由中国工程院、中国工信部、国家质检总局牵头，会同有关单位共同开启了“制造强国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一期）。2015年正是研究成果“制造强国发展指数”第一次发布的时候，后来该项目又陆续开展了二期、三期，现在已经是第四期了。

从那时起至现在，“制造强国发展指数”都将中国制造业排在全世界的第三梯队中。为了将制造强国的发展程度转化为一个具体的数字，该研究提出了制造强国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一级指标包括规模发展、质量效益、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其中规模发展的权重是最低的，只占19.5%，质量效益的权重是最高的，占到29.3%，结构优化的占比与之类似，为28%。

制造强国评价指标体系

可以想见，“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是有意识地淡化了规模和体量的因素，更多地从效益和人均的角度观察中国制造业。和简单地从“比大小”的角度研究中国制造业相比，这种方式也并无不可，甚至更具备借鉴意义。该研究最大的问题在于，将不是制造业的问题也纳入制造业考评中，甚至还希望通过这些指标来衡量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制造业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比重是“制造强国发展指数”的一级指标，自2019年以来受中美贸易冲突以及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影响有所下降。但谁能说更加自强的中国制造业反而被削弱了？尤其是削弱的还是规模发展方面的指标。

再以质量效益指标中的一国制造业拥有世界知名品牌数为例，这就更不合理了。品牌拥有超越品质的力量，谁能掌握世界知名品牌，充分发挥品牌的溢价，和制造业技术先进与否关系不大，更取决于传统惯性、国际话语权和文化影响力。

除中国外，“制造强国发展指数”主要对比了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韩国、巴西、印度。在各项指标中，除了规模发展外美国均为第一，但除了雅诗兰黛和蒂芙尼之外，美国偏偏缺乏世界知名奢侈品品牌，与之相反的是法国就有很多，甚至连“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没有单独拿出来对比的意大利和瑞士也有不少。历史上曾经是第二大制造业强国，甚至和美国咬得很紧的苏联更是一个世界知名奢侈品品牌都没有。

“制造强国发展指数”划分的全球制造业梯队

当然，奢侈品品牌只是世界品牌百花苑很小地一个品类，但以小见大，其他品牌在全世界的的流行规律是类似的。不然很难解释为何“MADE IN CHINA”的智能马桶盖在日本就受到中国游客的疯抢。

此外单纯地改善销售利润率、制造业研发人员占从业人员的比重、单位制造业增加值的能耗，在当前的中国都不利于实现充分就业和改善劳动条件。如果多创造几百万个体力劳动岗位，反而使得这些指标有所下降，那么这些指标的合理性非常值得商榷。

既然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只能排三流的说法不尽合理，为何苗圩委员的委员的话还是引起了相当的共鸣。笔者认为苗圩委员客观负责的指出了制约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获得大量网民，尤其是制造业从业者认可的重要原因。笔者将其摘录整理为以下5点。

1.  基础能力依然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2.  全社会对加快发展制造业并未完全形成共识，有的人只注重新兴产业、更有人认为可以用服务业代替制造业拉动整个经济增长。

3.  企业公平竞争机制尚不健全，一些隐性的市场准入限制依然存在，企业税费负担依然较重，金融对制造业的支持力度亟待加强。

4.  科技与产业“两张皮”问题尚未有效解决。

5.  创新型、高技能等高素质人才占比明显偏低。

上述这些内容中的1、4、5三点均为老生常谈，不必再提。尤其是中美贸易战之后，中兴休克、抖音海外版差点卖身以及麒麟芯片一度绝版，都使得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制造业的这些问题，有痛切的体会。在制造业从业者看来，2、3两点的针对性也非常强。

2020年的国庆献影影片《我和我的家乡》讲了五段乡村建设故事，竟然有四个乡村都把发展旅游业作为脱贫成功的密码，唯一一个没有搞旅游业的乡村，也是影片中最后发展相对最差的。影片中的这种逻辑，是现实存在的投影，又构成了某种绝妙的讽喻。

在现实中，某些县不正热衷于修景点、造奇观，乃至于最终负债几百亿吗？一些城市，也没有太大的出息，热衷于钱生钱的土地财政，以至于房地产生产的相对过剩，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秩序最大的风险。

这些乡村和城市并非不愿意发展制造业，甚至盼望着发展制造业，但现实是很多地方无法有效发展制造业，甚至也没法在不负债经营的情况下探索旅游业。对于这个问题，《我和我的家乡》中有编剧的思路是《天上掉下个UFO》，这种桥段也只可能出现在电影中了。

《天上掉下个UFO》是《我和我的家乡》中最具魔幻色彩的单元

造成这种现象，有思想认识的原因。同样能提高GDP、产生政绩，发展服务业为什么不行？甚至于在很多地方，发展以房地产金融为主体的服务业是早已是当地拉动经济增长“行而不宣”的秘密了。此外适合发展制造业的地区毕竟是有限的，如果大家都只想当红花，不要做绿叶，将造成过度竞争，甚至无效竞争，这些确实是需要国家意志进行协调和统筹安排的问题。

“企业税费负担依然较重”和“金融对制造业的支持力度亟待加强”与发展思路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如果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倾向于在实际上将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作为重要发展方向，那么投资和政策肯定会发生倾斜。相对地，制造业能获得的支持就少了，税费较重和缺乏融资渠道不过是表面现象，实质还是其他产业的虹吸效应在发挥作用。

如果苗圩委员只是指出这些问题，我相信认可者会更多。因为这些都是日常经济生活中可以感受到，并可通过定性分析得到的结论，而“实现制造强国目标至少还需30年”的论断则不然。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制定五年规划的优越性已经被事实证明了。然而即使汇集全国智慧，五年规划中的指标也不是全能完成或者超额完成，有极少数规划最终还是达不到预定目标。随着规划时间的延长，规划还会不可避免的越来越偏离现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对30年后进行预测其实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是务虚的内容。政协会议邀请五湖四海的两千多名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国是，可谓是时间紧、任务重，插入这样参考意义有限的内容难言合理。

此外，马克思曾经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苗圩委员的提议包括“制造强国评价指标体系”，对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含金量远不如之前指出的问题。

提升中国制造业的目的不应该是提升中国制造业水平本身，应当服务于国家战略需要。确定评价指标时，是否也应该主要反映国家战略需要的要求？至少中国在航天、航空、芯片、光刻机等领域未能在国际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以前，笔者看不出发展这些产业能明显地提升我国的制造业分数，评价指标最忌只反映结果而忽略过程。

包括前面苗圩委员指出的问题，例如金融业不愿意投资制造业的问题，其实更多地也属于结果，而非原因。和部分“只为稻粱谋”的议案相比，对中国制造业提出反思和建言体现了忧国忧民的襟怀，值得肯定和支持，但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中国制造业到底是不是三流水平，实现制造强国目标到底需要多少年，虽然具备相当地话题性，实际上和发展中国制造业的关系却没有这么大。委员的建言还是应该关注一些具体的、短时期内可行的方略，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本文转载自“科工力量”，原标题《中国处于全球制造业的第三梯队，到底有没有依据》；文 | 余鹏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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