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Gustavus F and Ann M. Swift杰出贡献教授。1982年自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毕业后，他在新泽西州立大学任教多年，直至1991年返回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执教。1993-1996年，任芝加哥大学学院社会科学部长；1999-2002年，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自2000年起担任国际社会学最顶尖的杂志之一，《美国社会学杂志》(AJS)的主编。他在2002-2003年度担任美国社会科学与历史学会会长。2011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16年9月，安德鲁·阿伯特教授作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特邀教授访问北大，先后发表五场学术报告。特别是他受邀在文研院揭牌仪式上发表的演讲，其中对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历程的总结，对学术机构要注重学者日常工作状态的倡导，曾经引起许多学人的共鸣。访问期间，文研院特别委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对阿伯特进行了深度访谈。阿伯特在访谈中回顾了自己近五十年的学术生涯，饱含着他对芝加哥大学及其社会学学术传统的深情；他也通过谈论教学面临的危机、学科排名带来的挑战、大学研究的困境等问题，希望重申和捍卫“真正的学术生活”，犀利而充满洞见。访谈由英文进行，完成后交由阿伯特教授校订。校订后的英文版，再由北大社会学系徐亮迪译成中文，香港大学社会学系陈嘉涛进行校订，成文稿刊于《社会理论学报》2019年春季号。值此文研院即将迎来建院三周年之际，我们特别推出阿伯特教授这篇访谈的微信版本。因原文较长，将分作上下两篇。
安德鲁・阿伯特《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 在罗格斯期间，您逐步建立了许多原本在芝加哥读博士期间就形成的潜力。当您在1991年回到芝加哥的时候，距离您开始读博士已经过去了20年。在1991年，芝大和它的社会学系对您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您作为一名教师和研究者，回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最大动力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直接。我认为任何一个曾经在芝加哥读过博士或者做过教授的人，特别是那些读博士的学生，在离开芝加哥以后会感到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令人失望。其他地方看起来不那么好，不那么振奋，不那么出色。我就像这些人的感觉一样，我已经竭尽全力让我在罗格斯周围的环境尽量像芝加哥一样令人兴奋。但是你知道，在1990年，因为我出版了《职业系统》，密歇根大学和芝大，以及其他一些学校都给我教职了。毫无疑问地我会回到芝加哥。如果你去过芝加哥，特别是在70年代和80年代，你就会知道没有任何与芝大类似的地方。在此之前从未有任何像芝加哥大学一样的学校，而当芝大在90年代开始改变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这世界上不会再有一所这样的大学了。它是一个特别令人激动兴奋的地方，它的紧凑让人难以置信。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学者，那你就不会想要去别的任何地方。我还记得1991年我刚回来的时候，我在校园里面走，遇到了斯坦利·卡茨（Stanley N. Katz），他在芝加哥当过教授，那时候他已经成为了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的会长。我和他是在80年代末参加普林斯顿的一些研讨会时认识的。当他看到我时，他说：“在美国唯一一所真正的大学里当教授的感觉如何？”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出色的大学，它们有独特的传统，但是我觉得因为芝加哥很小而且高度紧凑，大家对她有一点特殊的感受。我感觉很好，但是同时我的生活中又出现一个新问题，它与芝加哥没有任何关系。90年代里，我生活中的真正问题是，我刚写完一本书，而时间已经证明它是一本社会学的经典。但是我现在觉得，下一本书必须要一样好甚至更好，而这种感觉是会令人窒息的。所以这就是我回到芝加哥以后真正的问题。无论你在哪里，当你写了一本很出色的书以后，就很难超越它去做下一件事。那时候我可以直接用序列分析来创造一个产业，但是我对于产业没什么兴趣，所以在90年代我真正需要做的事情，是搞清楚接下来一系列重要的事情。但是我没能真正搞清楚。我以为我可以继续《职业系统》里内在的逻辑，或者随便的一些东西。我就是非常困惑。回头来看，我可以说那种困惑不仅是自然而生，而且十分有用。但是当时我很困惑，然后我开始了一些行政工作，变得有些迷失。这种“第二本书危机”不罕见，对于很多第一本书就颇成功的年轻学者来说，这是很普遍的。您说在您的第一本书之后，您接受了一系列行政事务，但是8年之后，您出版了您第一本对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对芝加哥社会学派以及对其整体学术贡献的大型研究。您是怎么做到？在伴随着许多其他耗费时间的事情之下，是什么让您跳到了这个方向上，化解这个“第二本书危机”？我的第二本书危机是有些不寻常，因为我没有出版我的论文。一般的危机是，你出版了你的论文，然后你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但我是直接前进到了下一站，而那成为了我的第一本书。我知道《职业系统》是一本权威之书，像是“整个学术生涯里仅此一本”这样级别的书。就像有人多年后说道，它基本上杀死了整个职业社会学。你不可能直接埋头，然后再写一本这样的书。但是我当时想我会这么做的，我觉得我的下一本书会是关于更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分工的书。但是艾略特·弗雷德森（Eliot Freidson）在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写书评的时候，他立刻就指出，事实上如果说《职业系统》处理的是职业本身，还不如说它处理的是劳动分工问题。这本书是有关当下劳动分工是如何逐渐建立起来的。所以我计划要做的下一件事，其实我已经完成了。因此最终发生的是，在90年代我开始研究《美国社会学杂志》（AJS）的历史（当初是为了在这份期刊创刊100周年（1995年）而写的），它成为了《院系与学科》（Department and Discipline）这本书的核心部分。同时，我写了一篇有关于20世纪50年代芝大社会学系历史的文章。我当时已经开始研究AJS的历史，因此我需要的材料就在手头。最终的结果是，社会学系的历史成为我寻找接下来一系列理论问题的基础。研究社会学系的历史在学术上有用，在操作上亦简单，因为芝大有很多档案材料，因此1999年《院系与学科》就出版了。它主要关于AJS的历史，但是你也能从中看到许多有关“世系”（lineage）和“社会事物”（social entity）的理论争辩，以及在我全新的理论思考之中的事。我已经继续朝着《职业系统》那里留下的理论方向前进，但只是我的研究主体变成了社会学系的历史，因为正巧那是我面前出现、需要研究的东西。
90年代里我写了很多其他文章，但最深层的问题是，在我想法不断演化的两个领域之间存在着矛盾：一个领域是序列分析，另一个是职业社会学。这一问题是我现在才意识到。序列分析那一边的我一直都强调“叙事才是主要：发挥作用的是事件的序列、叙事的顺序”，但是《职业系统》的我却在说“职业的叙事不重要，发挥作用的反而是当下不同职业之间相互决定的关系”，这两个想法在本质上是矛盾的。在80年代，我一直追随着两种基本思考世界的方式，到了90年代，在我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我试着创造一种理论，让这两种思考方式能够同时进行。尽管自从1991年起我就有目的地计划写一本“有关时间性的书”，但当时我没有看到自己对时间性有两种根本上不同的看法，直到千鿋年十年快将过去时，我才意识到。在1991-1992年间我完成了这本书的初稿，1997年在牛津重稿，实际上写了五个章节。《院系与学科》当中有很多理论材料是从这些稿件中偷来的。另外，我写了《学科的混乱》（Chaos of Disciplines），因为我知道社会分形（social fractals）重要，但我不知道怎么在不破坏这些想法的前提，把它们放在那本“理论著作”当中，所以社会分形就单独成了一本书。同理，我写作《时间的重要性》（Time Matters）是为了将我有关于时间的各种论述（以及其他松散的理论论述）放在一起，由此我至少将我的各种论述整合到知识丛之中。因此，在2003年我又重写了我的理论文稿，并且我第一次意识到这本书同时关于时间和社会结构。事实上，我看到的是，在某些重要的意义下，时间就是社会结构，这个观点成为了我的理论论述中重要的第三章的内容。因此，1991年之后这一系列背景下，我一直在写作，加上重写一本普通的理论书。在我做其他工作的同时，这本书的内容在被我不断地重塑，因为我总是通过写一些更短小的文章和更专门的研究来解决我面前的理论问题。人们只能通过这样才会有新的想法。所以我没有长远的计划，只有一个宏大的追求，而这个追求让我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虽然这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最重要的是，我的困惑阻止了我出版没准备好的书。我想，现在它终于准备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