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996成了互联网公司独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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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01 08:28
｜GUIDE｜
■ 中观：互联网企业竞争异常残酷
■ 微观层面，质量和过程都不明确是脑力劳动的特点
■ 时代背景：互联网增长探到天花板+技术创新相对匮乏
1886年5月1日，美国2万多个企业的35万工人涌上街头，向资本家争取休息的权利。在运动中心芝加哥，警察向游行队伍开火，5月3日更是发生了爆炸事件，多名工人被枪杀和逮捕。
为纪念这次伟大的工人运动，1889年7月，恩格斯在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将每年的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八小时工作制”逐渐在世界各国确立。
一百多年过去了，996、大小周却在互联网公司大行其道，成为一种公开的“文化”。
2019年3月，一名程序员在世界上最大的代码托管平台与开源社区GitHub上创建了名为996.ICU的仓库，号召程序员们揭露加班严重的互联网公司。一个月后，包括阿里、百度、京东、拼多多、字节跳动、58同城、小红书等互联网公司的强制员工996的“黑名单”在网上流传。
面对整个社会的关注与讨论，互联网大佬们面不改色，甚至理直气壮。
阿里官微曾分享了马云在内部交流活动的讲话，称“今天中国BAT这些公司能够996，我认为是我们这些人修来的福报。”刘强东也在朋友圈发文，分享了自己早年创业间每2小时设一次闹钟的经历，并表示“混日子的不是我的兄弟”。
这种“你看不惯我，却不得不给我打工”的态度，不知道是霸道总裁做久了，还是梁静茹给的勇气。
后来，拼多多员工加班猝死事件，将互联网大厂加班现象推向舆论风口，央媒通批畸形加班现象必须坚决遏制。
8月25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了10个超时加班典型案例。其中，“员工拒绝‘996’被解除合同后获赔”成为最典型的案例之一。
这也意味着，官方首次明确表示，996工作制属违法行为。
从出现端倪到大行其道，为什么996成了互联网公司独特文化，究其深层原因，还要从企业竞争、内部管理和时代背景三个层面分析。
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都是“平台经济”。淘宝、拼多多是购物的平台，百度、今日头条是资讯的平台，微信是社交的平台，滴滴是打车的平台。
看似百花齐放，其实干的都是一样的活：把供方和需方弄到自家园子里，养肥了开始收服务费、卖广告、搞金融。
对平台经济而言，规模就是生死。获得最大规模的平台，能进一步吸引更多的流量，规模小的只会被市场挤出。
这是一场零和博弈。
互联网平台之间的竞争，从来不是靠技术与服务赢得客户，而是靠打败竞争对手垄断市场。
今年7月，作为起步最早的社区团购企业之一、先后融资8轮、估值10亿美元的同程生活宣布破产。此前，同程生活从众多小平台中拼杀出来，并且基本盘稳固，CEO何鹏宇曾在公开信所说，仅用了一年半左右，“同程生活已实现前端履约打平，进入良性发展阶段”。
故事在2020年9月发生转折，新冠疫情使社区团购赛道大热，美团、拼多多（多多买菜）、滴滴（橙心优选）等互联网巨头纷纷入场。
“不惜一切代价”“All in”“打赢战争”，一个个豪言壮语被反复喊出，听着以为是在研发新冠疫苗呢。
他们 “战争”的手段就是烧钱。一方面，用低价吸引顾客，鸡蛋0.1元4个，香蕉0.99元/斤，五花肉9.9元/斤……另一方面，用高薪酬吸引团长。行业从“拼创新”“拼执行”“拼模式”转向了“拼资本”“拼补贴”。
社区团购行业利润率急转而下。
在“巨头”进场前，像同程生活这样体量的平台单月销售额在8亿元至12亿元之间，毛利在20%左右。“巨头”进入后，平台每月营收降幅最高达80%以上，毛利直接变为负数，整个社区团购市场也进一步滑向全行业亏损的泥沼。
同程生活倒下了，有人说社区团购可以散场了。他们不知道，同程倒下正是行业巨头所乐见的。阿里、京东、美团、滴滴、拼多多，哪个不是从腥风血雨中、踩着对手尸骨走出来的？
2018年4月，滴滴外卖在江苏无锡正式上线，与美团、饿了么开启“外卖大战”。饿了么甚至打出“干死美团、碾压滴滴”的条幅。一时之间无锡人民成为全国羡慕的对象，有网友晒出外卖单，原价59.3，各种补贴打折之后，只要1.8元。这也只是小阵仗，要知道，在外卖这个赛道上，百度糯米这种重量级选手都被干死了。
滴滴收购优步；小黄车倒闭、美团收购摩拜；时间再往前拨，唯品会、凡客、苏宁易购、当当、亚马逊，电商市场也曾山头林立、硝烟四起，如今倒闭、退出、收购，只剩下阿里和京东。
拼多多看起来是个异类，但和京东一样，他们是在阿里和腾讯的生态战争中找到了缝隙，并在最初被腾讯有意扶持，抗衡阿里的。不过这是更大战争中的一个注脚。
传统行业中也不乏竞争，无论是国际巨头如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还是国内名企如格力和美的，它们作为“死对头”的历史要比互联网企业之间久得多。它们之间的竞争都是以自身盈利为前提，实现超越对手的目的。甚至为了做大市场还会有合作。很少有你死我活、誓不罢休的战争。
而互联网企业中，像QQ和360这种看似毫不相干的行业，都能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因为它们的盈利模式不同。传统行业赚的是投入产出差，互联网行业则是“收租”。
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遵循着同一条发展路径：通过价格竞争做大用户规模，从而获得资本青睐，拿到钱进一步扩大规模、耗死对手，继续融资，一轮轮下来市值滚雪球，最终走向二级市场。
发展模式与竞争环境带来的外部压力，被互联网企业转移到内部管理上。
互联网公司是典型的知识密集型企业：“知识”意味着员工主要从事脑力劳动，“密集型”意味着员工是最大的生产力和成本。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区别不在于用脑还是用手，而是组织生产的逻辑不同。
在制造业，少数管理者做出经营决策，大多数体力劳动者在流水线上，按标准化的方式生产标准化的产品。
而互联网企业处于新兴行业，所做的事情要么是全新的，如外卖、短视频、直播，要么是旧事物新业态，如网约车、社区团购，对于怎么做才最好最有效没有经验可循。即使有管理者制定一个方向和策略，仍然需要员工运用自己的知识与经验，发挥创意、探索路径、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
在这里，质量和过程都是不明确的，这是脑力劳动的特点。
对于如何管理脑力劳动者，使其不丧失活力与动力，又适应公司快节奏、高强度的需要，是互联网企业共同的难题。
他们找到的手段是目标导向，又分1.0ba版本、2.0版本和3.0版本。1.0版本叫KPI，2.0版本叫OKR，3.0版本叫股权激励。
阿里是KPI的代表。根据员工业绩和价值观，每季度考核一次，5分制的考核结果中，3.75及以上的员工占比30%，3.75分的员工占比60%，3.25分的员工占比10%。上年度考核达3.75分及以上，才有晋升机会；连续两季度3.25以下，则可能被淘汰。
OKR在后起之秀中流行，如字节跳动等企业。
OKR（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全称“目标和关键成果”。每月由员工自己设定自己OKR，每两个月内部对员工的完成结果进行复盘。相比KPI的具体指标，OKR更宽泛一些，只要是你想达成的都可以写上去。
看似少了些强制意味，但这种自由才是最大的坑。
首先，这种 “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成”的模式让人没有了逃避的借口。更难的是，它的潜台词是：人是要不断进步的。完成任务还不够，你还要比上次完成的更好，否则依然是平庸甚至不合格。
OKR也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员工还要定期和领导、其他团队成员对OKR。员工之间互相比较与竞争，成为整个体系的推手。
无论新老企业，股权激励都是标配。表面上看，是因为企业融资、估值、上市的发展模式给股权激励提供了条件和足够的吸引力。但实际，它的管理效果要远大于激励效果。
原因很简单，股权激励都是期权，一旦提前离职就拿不到了。说白了，期权奖励的是忠诚度。
KPI、OKR、股权激励，其实都是无奈之举。因为你无法告诉一个人怎样用脑子，你只能告诉他：拼命去做，拼命去做。如果目标没有达成，要么不够努力，要么能力不行。
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在其著作《心流：最优心理学体验》一书中描述：当一个人有清楚的目标、专注从事、并从中获得立即反馈时，能够获得一种高度的兴奋与充实感，可以从事很长时间的工作而不感觉到时间的消逝，是为心流。
企业希望用目标导向让员工进入心流状态中，可惜目标导向不一定能起不到激励员工的效果。归根溯源，目标的设定就是困难的，只能交给主观和市场判断。这些概念逐渐沦为一系列被曲解的价值观：
你向公司做出了承诺，无论如何都要完成；
公司给了你机会，把握不把握全看你自己。
而一旦违背这些价值观，会被视为异类，打上不忠诚、不努力、不上进的标签。
阿里、拼多多都有员工表示，公司虽规定6点下班，但大家似乎已经默认了下班时间在9点后，而加班越多，走得越晚也成为努力工作的表现。2020年，网传快手总部在厕所安装计时器，以此对“带薪拉屎”“摸鱼”的员工形成心理压力。
总言之，因为脑力劳动无法管理过程，企业引入目标导向；因为目标设定困难，逐渐沦为营造价值观的手段；工作时间则成为衡量价值观的最简单、最突出的手段。
制造业中，机器设备是最大的生产力和成本，因此要维持设备的最大限度运转。
互联网公司中，既然人是最大的生产力和成本，那么让员工像机器一样24小时运转，恐怕就是互联网公司最大的梦想。
激励的竞争、扭曲的目标管理，这些可以解释996，却不能解释996何以成为一种堂而皇之的文化。
十年前的富士康，流水线工人平均每天工作10个小时，薪资中却只有一半底薪，另一半全靠加班获得。
所有底层都在拼命挣钱，但只有互联网公司敢喊出“996是福报”。
他们的底气，就是奋斗论。
过去十年间，互联网公司的平均薪酬一直排在各行业前列，诞生了一个个造富神话。35岁腾讯员工赚几千万退休了；28岁的字节跳动员工身家上亿后选择辞职去拥抱山间清泉与峡谷的风；2020年6月，一位36岁的阿里P8写了一篇告别帖，表示已经实现财务自由，要开始环游世界。
这些造富光环，对大学毕业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他们正是互联网公司员工的主力。
他们大多出身城镇职工或农村家庭，抱着“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挤过高考的独木桥，大学里接触了更广阔的世界：他们对自己的人生一直有更高的追求，他们的家庭对他们一直有更高的期许。
今年6月，一段“高考倒计时，衡水学子励志演讲”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视频中演讲中咬牙切齿的喊出，“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了大城市里的白菜。”
衡水中学号称国内高考工厂，2018年文科一本上线率92.7%，理科一本上线率93.91%。最终被清华、北大录取的学生人数为214人。即使在这样的顶尖学校学生，已经比同龄人领先一步，他们出人头地、改变命运的迫切感也无比强烈。
残酷的是，社会不同于学校，机遇有时比努力更重要。
2008年以后，社会财富迅速向房地产、金融等行业聚集，制造业、商业、服务业却利润微薄。互联网是仅有的能够吸纳大量就业、又处于爆发性增长阶段的行业。
于是，仿佛又回到了高考前，职场被描述成一个靠“奋斗”就能取胜的战场：
“年轻人现在不吃苦，以后有苦吃。”
“应该庆幸现在有拼搏的机会。”
……
得益于整个行业的发展，早期押注互联网的人确实赢了。这些成功的例子，反过来强化了“奋斗改变命运”的信念。
不管怎样，奋斗的价值从一开始就被误解了。
互联网大厂崛起，是享受了人口和技术发展的红利。巨大的人口基数提供市场，技术发展使互联网得到普及，高校扩招带来远远不断的劳动力，天时地利人和。而个体的成功，不过是恰恰在这个时候进入了这个行业，又确实努力了一些，没有被甩下去。
然而，最关键的误解不在这里，而在于，奋斗不应该仅是为了财富。退一步说，奋斗不应该仅仅是为了攫取现有的财富。
这恰恰是互联网企业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收割流量、挤垮对手，他们讲述着一个个商业模式的故事，花大力气收集、分析人们的数据，而真正的技术创新寥寥。
难怪人民日报评论说，“掌握着海量数据、先进算法的互联网巨头，理应在科技创新上有更多担当，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
如今，移动互联网的增长已经探到天花板，头部APP的流量池也几乎固化，互联网竞争已经进入存量时代。
巨头们固然可以继续通过干掉对手获得增长，但势均力敌之下，谁又有当初的豪气与信心呢？内忧外困，只得削减成本，靠高报酬维持的“奋斗论”，也难以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