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晓岚:从全球价值链数字化转型看数实融合路径

2021年11月24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举办线上研讨会，发布《“十四五”期间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路径研究》报告，并就数实融合发展路径展开研讨。

以下为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技术与管理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傅晓岚在会上的发言稿：

随着近二三十年来的全球化发展，全球的生产和产业链已经高度碎片化，分布在世界各地。这次的疫情，以及在这之前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都对全球价值链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目前来讲，全球价值链、产业链的区域化、本土化，以及多元化，应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欧洲的很多学者都在展望价值链是否能更加短，短就是全球碎片化的程度更少一点、更加本土化，甚至回归本土。

当下数字化带来世界各国的比较优势可能都有所变化，各国都在跃跃欲试，放在这个版图里面来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重要。林老师的新结构经济学在这里面也能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同时，这次疫情也加深了另外一个趋势，而且这个趋势是不可逆的，就是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

疫情也好、贸易战也好，以及将来可能产生的不可预测的危机和冲击，对全球价值链都带来冲击。这次疫情，

第一，打乱了运输系统和供应链。海运的运费大大上涨，在欧洲、北美，现在谈的是圣诞节的礼物没有了，圣诞节的食品大家现在就开始储备；

第二，从生产的角度冲击全球的价值链。隔离在家很多人不能上岗，影响了全球的生产；

第三，从需求的角度，经济不活跃，经济的衰退，对需求产生的影响。

但是这个影响，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产业，感受到的又不同，这里面数字化的作用肌理就能够体现出来了，一些产业接触的密度是不同的。像理发业，接触密度很高，受到像疫情这种冲击就很大。

此外，产业链的碎片化程度不同，受到的影响不同。其他各个国家考虑的是如何把产业链本土化、区域化，把产业链变短，这是一种对策。

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技术与管理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傅晓岚

另一方面，这个行业本身的可数字化程度不同，受到的影响也不同。比如理发目前可能还很难数字化，它的接触密度很难改变。但是很多行业通过数字化能改变接触密度，比如金融服务业、餐饮业，都可以通过数字化改变接触密度，这样使得它在对抗危机时更有韧性。

最后，整个国家各个行业转型程度，以及这个国家数字化的程度不同，受到的影响也不同。因为产业链总要有消费者的，最终的消费者都是民众。只有国家的数字化，数字基础设施上去了，民众能够通过数字技术享受到服务，获得产品，产业链才能畅通。

因此，外部突然的，各种各样的冲击，像疫情、贸易战等等，它对价值链、产业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冲击影响的程度，不同产业、不同国家感受到不同。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可以改变原有的影响程度，就是数字化。它能使得很多企业和产业变得更有韧性，更能应对外部的冲击，疫情也好、贸易战也好，是加速这个趋势的，这是必经之路。

从疫后来看，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了全球疫情下复苏的重要经济增长引擎。一方面，在疫情当中应对疫情，比方说，红绿码，病例追踪，以及在疫情当中，与病毒共存。我是在疫情当中快两年了，目前来看，与病毒共存，在疫情当中怎么生活，数字化的办公，数字化的供应链，数字化的营销，数字化的供应生产，包括教育、医疗，数字化的转型，带动了数字经济，以及很多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而且这次的数字化转型，让很多原来觉得很难的事情都觉得数字化可行了。比方说牛津大学的考试变成网上考试，这在以前是几年都完成不了的事情，因为需要各级委员会不断的讨论，不断地审批。但是去年最后也就是在几个月之内完成了以前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个过程，实现了不但是教学的数字化，还包括考试的数字化。

从疫后的复苏来讲，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这个主战场，以及新的数字基础设施和设备的提供，所有的这些都会形成疫后复苏新的经济引擎。当然从政府的宏观角度，包括这个报告，也需要要考虑到发展的不平衡、收入的不平等，以及数字鸿沟的应对。

讲到数字化转型的具体的实现路径，我们的研究发现它有行业的特点。2020年中国受到新冠疫情冲击之下，由国内几个机构完成的企业调查。通过企业调查发现，数字化转型在中国来讲，对服务业的韧性，收入的增长都有显著正的效应。但是在制造业，它的效应明显的比服务业要少很多。

在制造业，目前我们看到有两个方式的影响是显著的，一个是数字化程度很高的商业模式，另一个是本企业侧重于外部购买与应用数字产品与服务、平台，以及基础设施。也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大部分是依赖于从外部购买数字化的产品、平台和设施，帮助他们实现数字化转型。自己去开发数字平台的企业很少。这样做的企业，通过与外部机构，包括与腾讯、华为这样的企业合作，来帮助传统制造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研究发现这个途径对提升企业韧性是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服务业当中我们也看到，尤其是民生刚需的服务业，数字化的转型对它们在疫情中的韧性有显著影响。比方说，疫情当中要买食品、医药，这些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好处感受特别明显。可能中国因为没有经历到太长时间的疫情，从英国来看，如果不是民生刚需的行业，数字化的影响目前看到的相对要小一些。

比如买服装，因为经济不好，可能两年都不买新的服装，你数字化转型，但是我用得还是很少。但是食品、医药、教育，这样刚需的行业，数字化转型对它们业务收入的影响是正面而且显著的，这些研究发现也给企业的数字化战略有一些启示。

此外，现在说的数字化转型，有各种各样的技术，大数据技术、智能化技术、移动技术、云技术、物联网、社会交互技术等等。从去年600多个企业的调查来看，在现阶段中国的企业当中能够在各种数字技术当中影响最显著的是大数据。大数据这个技术，我们看到了对企业盈利能力增加的显著影响。

其他的智能、数字技术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因为数字技术走得比较超前，实体经济，传统制造业也好、传统服务业也好，他们的生产方式和应用怎么样和很先进的技术去对接，这中间还需要找应用场景，还需要创新。

所以对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路径，我的政策建议是：

第一，数字化转型是增强全球价值链和相关企业韧性的重要战略。要加强数字技术的创新以及应用的创新，为更多的数字技术创造出应用场景，在应用中实现和创造技术的经济和价值。很多新兴技术的应该不是马上能看见的，也不是现成的，而是需要通过创新创造出来的。

第二，数字经济和数字转型也将是新冠疫情后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驱动力。所以，互联网科技企业眼光还不要仅仅看中国，看远一点、看大一点。数字转型需求是全球性的。

第三，数实融合是渐进的过程。目前中国来看，服务业的数字化要快于制造业，获得数字化转型的收益也感受更早一点，会逐步向经济的各方面扩散，是渐进的过程。同时，也从产业链的2C端向后端的供应和生产过程全链条渗透。它会是渐进的过程，是动态的。

第四，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小企业比较犹豫和困难。一方面是能力的困难，另一方面是比较犹豫。德国的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过程当中就比较犹豫，为什么呢？对于中小企业来讲，它得依靠外部平台来帮助它实现数字化，它有很多技术秘密，在这个过程中它必须分享它的数据和技术秘密，那么它们在这个方面是担心的，数据保存的安全性，以及过程当中的可靠性，等等，但是企业担心的重要问题。

第五，对于企业，数实融合，从战略上可以先从服务业和部分制造业向广泛的制造业推进，从帮助企业实现供应链后端的数字转型向全面数字转型。制造业企业要积极主动地和具有数字技术能力的企业合作，来支撑自己的数字转型。政府也要出台政策，鼓励这些数字企业和传统企业的合作与融合。这也是数字企业创造社会价值的一个重要途径。

第六，对于政府来讲，要大力建设数字能力。这个数字能力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包括民众和劳动力队伍的数字能力的提升，以及营商环境和监管政策的完善，这是数字能力的整个系统。同时，保护数字安全、数据确权和系统的稳定是让企业放心、全面参与数字转型的重要保证。这是政府必须做的，有这样的安全保证和利益保证情况下，企业才能真正放心的去参与。当然在中国有政府的优势，可以要求企业去参与，但是企业也会有它们的对策的。因此，只有一个安全的环境，企业才能充分、放心的参与。

第七，政策导向，“科技向善”，引导科技扶持中小企业和弱势群体，促进共同富裕，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要完成的一个道德的，也是合法性的很重要的建设。腾讯一直在提倡“科技向善”，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也非常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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