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的力量:金钱如何塑造现代世界|硅兔赠书福利-技术圈

作者：［美］罗伯特·普林格出版时间：2022年7月ISBN：978-7-5001-7101-0

聚焦货币在20世纪重大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塑造现代世界的货币哲学揭秘20世纪货币哲学循环思想推动行动→行动导致后果→后果催生新思想
内容简介货币领域的创新与其他活动领域的创新一样重要，且这个创新一直在进行之中。在世界的发展史上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历史关系上，关于金钱的想法在一些关键的转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最近，一个新的全球货币空间被创造出来，这个空间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组成的合资企业。
本书探索了在这个新空间里成长起来的新的货币社会，并传达了以下几个目标:首先，本书展示了对金钱的信念、看法和价值观会依社会和时间的不同而不同，井且说明了这些变化在现代社会中是如何体现的；其次，本书显示了一些大事件、战争、革命、衰退、繁荣和金融危机的强大影响力；再次，该书讲述了20世纪最后25年创建的全球货币空间，并对其特点进行了探讨。最后，这本书展示了各个社会是如何根据自己的特点管理货币的。
作者认为货币领域现在需要新的变化，并认为其可以从社会学、当代艺术等领域发生的变化中借鉴经验。

作者简介罗伯特·普林格（Robert Pringle）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行经济学、社会学学习，并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获得了硕士学位，是作家、编辑、评论员和企业家，在理财、银行和资本市场领域有所擅长。他曾是英国《银行家》杂志的编辑，在1979年至1986年期间担任研究货币事务的非营利性国际组织30人小组（Group of 30）(现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创办负责人。罗伯特在1990年创办了一家专门出版公共政策和市场研究领域图书的出版公司——中央银行出版公司，目前仍是该公司的董事长。40多年来，罗伯特一直致力于监测和评论世界各地中央银行的金融市场和货币政策的变化。

罗伯特·普林格（Robert Pringle）

编辑推荐对于货币的发展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世界历史和国家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上，货币的思想发挥了关键作用。本书显示了一些大事件、战争、革命、衰退、繁荣和金融危机的强大影响力，是系统了解20世纪货币和一些事件之间相互作用的优秀读物。
作者长期在货币、银行和中央银行领域工作，且对经济学和科学、历史、艺术有广泛的兴趣，所以在内容上不仅涉及金融领域本身，还拓展到20世纪不同国家文化的领域，体现货币在这些国家的文化上的影响，具有可读性。
本书的目标读者广泛，不仅是金融从业者、爱好者，对经济学家也有益，因为普林格在货币的本质和货币的作用上的洞见比一般的教科书要深入得多。

名人推荐罗伯特·普林格的这本书与货币有关，但它与其他同类别的书又不同。由于罗伯特长期在货币、银行和中央银行领域工作，且对经济学和科学、历史、艺术有广泛的兴趣，所以会从这些角度来思考货币和社会之间存在着的奇妙关系。他采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世界各国的文化:从19世纪末到德国魏玛时期，从美国到日本，以及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这是一项真正具有创新性和激发性的研究。——福雷斯特·卡皮（Forrest Capie），伦敦大学城市学院卡斯商学院经济史荣誉教授

罗伯特·普林格认为世界应是不断变革的，尤其是在看待国家在现代社会的货币角色这-问题上，强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信仰在这本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相关的表达非常广泛，而普林格的贡献在于清晰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就这一点来说他也是值得称赞的。——亚历山德罗·罗塞利（Alessandro Roselli），《欧洲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货币和贸易争》作者

这本书不仅适合任何对历史、政治和社会感兴趣的读者，对经济学家也有益，因为普林格在货币的本质和货币的作用上的洞见远比教科书展现的要深入得多。——克莱尔·琼斯( Claire Jones)，centralbanking.com 资深编辑

精彩试读选自第二章 1914年之前的欧洲货币与文化二、德国人如何看待自己

在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头十年，随着大国之间的竞争加剧，不同的理念也变得更加根深蒂固。在努力避免刻板成见的同时，不同的国家对自己身份的看法也开始出现分化，即他们主张什么、珍视什么样的价值观，以及他们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开始变得不一样。如果说英国人感到自豪的东西是他们的帝国、法治、基督教的传播、科学和技术，那么德国人则认为，他们更关注的是精神目标、文化、深刻的诗歌和音乐以及自由。
德国的学者反对金融的统治，他们认为自己是德国特殊性的守护者。正如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所言，在德国评论家看来，英国和法国的社会科学不过是“人类原子论和唯物主义观点的另一种表现”（肯尼迪，1988）。英国的亲德派（Germanophiles）之所以欣赏德国人，是因为他们自己对“经济人”的厌恶——继承了柯勒律治和阿诺德的传统，并指责英国的文化浅薄。各方都宣称在为自由而战，但对自由的含义却又有不同的看法。许多文化素养高的德国人都怀念“社区”高于“社会”的旧时光，并对旧时光充满了浪漫的憧憬。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1855—1936）在他的《社区与社会》（Community and Society）（1887）一书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经典的论述。他在书中推崇工业化前的欧洲，认为该有机共同体由“女性”的情感维系；而在男性主导的工业社会下，女性却被疏离了自己的本性。被这种思想灌输的女人会变得“开明、冷酷、知性”，但“没有什么比她本质的性格更异化，没有什么比这更有害。”

图源：depositphotos
另外一位对德国货币观念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家是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5）。在《论社会差异》（On Social Differentiation）一文中，齐美尔对所谓的客观文化和主观文化进行了区分，前者是哲学、书籍和艺术的世界，后者则是银行家和商人构成的更贫瘠的世界。1900 年，他出版了《货币哲学》（Die Philosophie des Geldes）。在这本书中，齐美尔认为，货币是“分裂和孤立的”，但同时也是统一的，它把“本来没有任何联系的”社会元素联系在一起。齐美尔将金钱与卖淫相提并论，表示“因为人们对金钱使用的漠不关心，也因为金钱与任何个人无关，因此对任何个人缺乏依恋，金钱固有的客观性……排除了任何情感关系的本质……使金钱和卖淫产生了不祥的类比”（齐美尔，1900 ；沃森，2010）。他认为，金钱往往限制了创造力，偏爱非个人的对象，并使丰富多样的个人经验变得平淡。沃森评论说，齐美尔的社会学，特别是在他的后期作品中，对大城市的抨击是魏玛共和国的一个主题，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铺平了道路。然而，齐美尔对货币社会学的贡献仍然具有影响力。
德国对金钱的态度无疑也受到了对英国崛起的嫉妒情绪的影响，类似二战后欧洲的反美主义那样。但不可否认的是，英吉利海峡的地理划分也体现了文化方面的鸿沟之深。承载着欧洲思想和理想主义的最高传统的德国文化，对英国的金钱和经济观念表现出严重的敌意，特别是 1871 年法国战败后，德国人开始宣扬自己独特的文化观念。他们推崇歌德、费希特和康德等德国文化领袖提倡的理念，反对以格莱斯顿为代表的英国浅薄的原子主义社会。哲学家黑格尔和历史学家兰克曾提出逐步推广德国特性和优越性观念的想法。瓦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一个修养很高的犹太工业家和政治家（他曾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担任外交部长），渴望一个“灵魂的帝国”，因为“当前资本主宰了社会，但总有一天，社会将主宰资本”［见弗里茨·斯特恩：《爱因斯坦的德国世界》（Einstein’s German World），2001］。在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拉特瑙说：“德国人的心中充满了神圣的喜悦。”盎格鲁-撒克逊人将粗暴的个人主义文化置于其世界观的中心，而德国人则会拥护教化——精神的解放。从德国作为诗人和思想家国家的形象出发，许多德国公共知识分子对英国和美国持有一种优越感（拉德卡，2005）。早在 1918 年，伟大的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基（Friederich Meinecke）就谴责了德国敌人的“野蛮的”贪婪。

图源：Webinterpret

在 19 世纪 90 年代，亲英派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曾支持德国海军的扩张，因为海军力量将决定“每个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控制的份额，从而决定其人民的收入”。但是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此举可能导致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后来他认为战争将无法避免，因为德国已经被帝国主义列强锁定。到了 1914 年，韦伯认为，德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其存在已经岌岌可危。虽然他私下主张德国应在阿尔萨斯 - 洛林（法国东北部地区）问题上向法国妥协，但在一战爆发时，时年50岁的韦伯表示：“无论这场战争最终谁胜谁败，它本身都是伟大而美妙的。”韦伯对可追溯到中世纪的德国民族认同感充满激情，这种认同感与种族无关，更强调文化，而文化在德国的各个小省份和瑞士实现了最高水平的发展。韦伯将民族定义为荣誉和最高价值的承载者，因此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差异在于信仰，而非种族。
对精神的渴求应该被概念化为对韦伯所描述的“世界除魅”的回应（Weber，1918）。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将价值观只受经济计算支配的日常生活合理化。在这种情况下，寻找一种语言来表达人类的精神，成为一批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以及宗教人士的重心，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被这种疏离的情绪所触动，尽管人们普遍注意到，物质的安全与精神和道德层面的困惑并存。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由金钱导致的破碎、疏离和异化的主题，对西方文化想象力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许多年轻人看来，资产阶级社会似乎已经失去了其精神。

图源：YouTube

对许多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宗教领袖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似乎为找回这种被遗失的精神提供了一个机会。教会领袖把战争当作宗教复兴的工具。韦伯也受到通过战争经验实现团结的承诺吸引（顺便说一下，弗洛伊德也是如此）。韦伯认为，在战场上创造的团结共同体，提供了可与宗教兄弟情谊相媲美的人生意义和动力。他说：“对一个战士来说，战争在其具体的意义上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使士兵体验到一种，只有在战争中死亡才具备的神圣的死亡意义。”相比之下，在一个理性化的世界里，死亡是没有意义的。1916 年 8 月，韦伯在纽伦堡的一次演讲中说：“如果我们没有勇气阻止俄国的野蛮、英国的单调和法国的华丽统治世界，那将是可耻的。这就是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的原因。”（拉德卡，2005）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阶段，德国学术界普遍认为，德国是在保护欧洲的价值观和文化，以抵御俄国的野蛮主义和西方的物质主义的侵蚀。现在看来，这不过是宣扬国家主义的一层薄薄的遮羞布，其合理性也随着《九三宣言》（Manifesto of the Ninety-Three）的发表达到了一个低点。这份声明发表于 1914 年 10 月 4 日，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约两个月，得到了 93 位德国著名科学家、学者和艺术家的赞同，明确地表明了他们对德国及到那时为止的军事行动的支持。这份声明否认战争由德国挑起，也否认德国残暴地对待比利时，并指出了俄国军队在东方进行的屠杀，它还为德国军队进行了如下辩护：
如果不是因为德国的军国主义，德国文明早已消亡。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产生于一片数百年来一直被强盗团伙所困扰土地上，就像其他土地上那样的文明。
这份宣言获得了德国众多学校和大学对战争的支持，但是它的一些签署者后来表示后悔签署了这份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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