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目前一线城市公认为北上广深，其无论市区人口、还是GDP以及在区域经济中的重要性，都是无可替代的，人们心目中对这四个城市的排序也大体稳定。那么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谁是中国的第五个城市？
作者：郭晓菁、聂日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目前一线城市公认为北上广深，其无论市区人口、还是GDP以及在区域经济中的重要性，都是无可替代的，人们心目中对这四个城市的排序也大体稳定。那么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谁是中国的第五个城市？网上时常调侃中国的大学：top2的大学有两所，top3的高校却可能有七八多所，同样的争议在城市排名上也存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王广州研究员撰文预测，依七普数据，按照现行生育政策，大约在2023年，我国人口即将达到14.15亿左右的峰值。在人口负增长时代到来之前，劳动力年龄人口的拐点已经过去了十年。 中国这个人口第一的大国，正缓缓踩下刹车。曾经的人口红利，将转而变成最昂贵的资源，并且随着出生率降低和老龄化上升将变得越来越贵。“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葛优当年在《天下无贼》中的这句台词已经火了十几年了。然而在21世纪剩余的时间里，“人才”似乎可以改成仅仅是“人”。人口，已经成为稀缺的资源。一夜之间，人口多不再成为负担，七普中广州、深圳、成都常住人口较2019年统计均高出几百万。人口已经进入存量争夺时代了，“人口更多”成为一项优势，各省公布七普结果的过程也不尽相同：人口流入大省大都率先公布，不再觉得不好意思；而人口流出省，公布的进度则往往较慢。河南在公布常住人口规模的时候，特意强调本省流出人口为1610万人，以示其仍为户籍人口第一大省。与人口低增速形成对比的，是流动人口的爆炸式增长。根据七普数据，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四分之一，考虑到老人和子女的随同迁移比例低于100%，流动人口主要由青壮劳动力构成，他们选择流向的城市，自然是劳动力市场最活跃、收入最高的区域。能吸引这些人流入的城市，也自然是排位更高的优质城市。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显著地改变了人口的地域分布。从城市来看，人口从中西部城市向东部迁移，向三大城市群迁移，从低行政级别的区域向高行政级别迁移，比如从农村迁往县城，从县城迁往地级市市区，同属市区，地市、副省级城市和直辖区也有高下之分。而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深入，城市人口从增量竞争进入存量争夺阶段，城市若要维持人口的净流入，就不得不把人从其他城市“抢”过来。如果说城市是狼，农村是羊，那农民向城市转移就是狼吃羊，而羊被吃完以后，城市之间再想扩张，将不得不从其它的狼口中抢人。城市人口争夺战的结果，就是城市间人口规模差距越拉越大，与大城市庞大的人口流入对应的是中小城镇的衰落。三四线城市整体缺乏人气，人口规模形成不了经济集聚效应，缺乏就业机会和薪酬上涨空间，人口很难不外流。一些地区更是整体性塌陷，比如东北，在人口外流中，高端人才外流和举家外迁成为东北的主要形态。城市社保体系、财政收支平衡和房地产市场的有效运转均需要持续的人口增长来支撑。由于人们在城市不仅要工作，还要生活，一个就业劳动力不仅可以通过工作生产为城市创造价值，还会进行消费行为。劳动力年龄人口的流入和定居，将会为城市带来较长时期的经济活力和消费需求。除此之外，人口的流动将会激发创新，促进城市活力。随着老龄化和低生育率时代的到来，如果不能维持人口的净流入，上述体系面临的形势将越来越严峻，因而各地城市要保持竞争优势，就需要抢先抢夺越来越小的人口蛋糕。作为直辖市的北京、上海、天津，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经历了人口快速增长，但在2010-2020年间人口增速明显放缓，人口增长的热点转向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省市。另一方面，东北省份人口持续流出，黑龙江、吉林在过去的十年内人口萎缩速度明显加快。在省份内部，区位竞争也在加剧。省内城市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差距越来越大，省会和中心城市的人口和GDP占全省的比重越来越高。这是因为在中国，行政主导资源配置，作为一省首府，省会很容易借助省政府之力，集全省资源将省会打造成最牛的城市。02 城市的迭起兴衰：二线城市第一城
2000年以前，中国的城市地位主要由行政级别决定——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普通地级市等，一二三四城市是社会的提法，体现了公众认知中的城市地位，市场经济发育以来，城市地位的变动，开始由两个因素决定：政治定位（或行政级别），社会认知。梳理城市人口规模和时代脉博，顶尖城市的排名变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时间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人口的自由流动限制颇多，京津沪是仅有的三个直辖市，自然也是一线城市，此时的二线第一城是沈阳。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上海、北京、天津和沈阳是仅有的市辖区人口超过四百万的城市，广州仅仅排名第六，深圳根本不见踪影。彼时的沈阳，被誉为“东方鲁尔”，铁西区更是国内最大、最密集的城市工业聚集区。沈阳的电话区号为024，紧跟在北上天的后面。198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对外开放，人口东南飞，东南沿海中心城市和特殊区位城市的人口规模迅速增长，市场发现了新的城市。原先处于关键位置的城市退步，沈阳从二线第一城的地位上滑落。上海、广州等城市，则得益于政策+市场区位的优势，继续成为人们聚集和流动的目标城市。当年的四个经济特区也成绩各异，表现最为抢眼的便是深圳。四十年前还只是宝安县的时候，只有30万人口，到今天成长为常住人口超过1700万，经济总量稳居中国城市四强，超过天津、武汉、南京这样的老牌中心城市，这是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因为深圳可以对接香港，香港又成为国内外经济要素交流的中心，全国的人口、资金才愿意向深圳流动，造就了深圳的崛起。又因为深圳的包容，无法像厦门、珠海两个特区严格限制人口的流入，包容带来的人口增长，最终决定城市地位。有人流入，城市才有希望。一个城市的市辖区的城镇人口超过1500万人，它即使不是一线城市，也是最有希望成为一线的城市。随着进城农民工增速放缓和劳动年龄人口连续多年下降，人口红利的余晖已经越来越淡，人口从需要管控的“负担”成为了需要争夺的“资源”。西安是2016年以来“抢人大战”中最具标志性的城市，它在2017年3月推出号称史上最宽松的落户政策以及“23条人才新政”。网络广为流传的一个段子，讲述来西安走亲戚的大学生因为符合落户政策，被拉着去办理落户，意在强调西安的落户门槛之低和对人才引进的态度之积极。在这一轮“抢人大战”中，以西安、武汉、成都、杭州、南京等为代表的一批二线城市是人口争夺战的主角。一类是在东南部沿海城市群中的大城市，如上海周边的南京、杭州，以及深圳、广州周边的佛山、东莞等。这类城市具有得天独厚的经济地理优势，依托已经形成的发达经济网络，可以就近吸纳一线城市外流人群和区域内其它相对欠发达城市的人口。另一方面，部分原本以进入一线城市为目标的人群也可将其作为临近的备选方案。另一类是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如西安、成都等，这类城市虽然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上可能不如东南沿海地区，但作为省会城市，它们集中了周边地区、乃至整个省的资源优势，对于本区域的人才具有明显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中西部的二线城市发现，他们的区位优势不如东部，而高技能人才只会往大城市集中，科技、金融这些产业也跟着这些人才集聚，中西部的省份如果不把全省的资源都堆在一个城市，在与东部省份的竞争中，可能连汤都喝不到了。成都、武汉、郑州的强势崛起，就是结果。03 为什么成都是中国第五城？
从目前人口的地理分布来看，西南和中部都需要一个中心。西南的成都、重庆，中部的武汉、郑州，都是候选城市。这些城市都拥有庞大的腹地，作为省会城市（或省级直辖市），有能力进行资源整合，在人口整体上向东部集聚的同时，足以吸引人口源源不断地净流入。这几个新中心，哪个将对人口拥有更大的吸引力，成为未来的中国第五城？5月27日，在2021新一线城市峰会上，新一线城市榜单出炉，成都蝉联第一。而在此前，成都已经连续多年排名首位。当然，榜单仅仅是个参考。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的《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在“一线”和“二线”城市之间，增加了“新一线城市”的梯队，并根据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以及未来可塑性作为评判的五大指标进行排名。在这里，我们也列出对城市的三个评价标准：政治地位、当前实力和未来潜力。根据这三个维度，成都在政治地位和市场地位上都具备相当的优势，而且当前无论是人口总量还是GDP总量都具备了雄厚的基础。进一步考虑到七普数据反映出的常住人口低估现象，说明成都人口未来增长的潜力较大。第一，政治地位。成都是四川省省会、副省级市，作为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是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并且辐射地区包括了重庆、云南、贵州等地。国际上看，1985年就已经设立美国领事馆，当时也是我国西部地区第一家外国领事机构。驻成都领事机构达到19家，国际友城和友好合作关系城市总数达到103个（注：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已于2020年7月关闭）。在全国，成都已经是领事馆数量第三多的城市，仅次于上海和广州。5月26日上午，四川公布七普主要数据情况，成都常住人口达到 2093.8万，比《统计年鉴》2019年的1658.1万人，多出了435.7万人。成为北京、上海、重庆之外，第四个人口达到2000万以上的城市。从人口看，成都已经是全国第四城。GDP是另一个参考。2021年第一季度GDP排名前十的城市中，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占据了前四的地位，依然是当之无愧的一线城市。成都则位列第七，更是中西部省份的第一大城市（注：重庆是一个省份的体量和特征，人口是成都的1.5倍）。最新出版的《成都市产业发展白皮书（2020）》指出，成都在GaWC 2020 世界城市榜单中排名第59位，在联合国人居署《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19-2020》中排名第54位，全球金融中心指数跃升至全球第43位。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301家落地成都。新经济活力指数、新职业人群规模均位列全国第三。高度的产业集聚、充满活力的行业创新和宜居的生活节奏，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前往成都工作和生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联合智联招聘发布的《2020年大学生就业力》报告中，成都位列全国“期望就业城市”第三。58同城《2021年返程就业调研报告》显示，成都成为职场人换工作首选的新一线城市。人口往哪里流动，本身就证明了这座城市的吸引力。比起当前人口总量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口增长的速度和人口隐匿的规模。本次七普反映出的人口被低估的规模大，说明人口在过去十年增长比原先估计得还要快。在七普数据刚公布时，我们就将七普公布的各省区常住人口数据与《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20）》公布的2019年末各省区常住人口进行比较，观察各省区常住人口的高估与低估情况。即便是考虑到在统计年鉴截止的2019年末到七普以202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期间的人口可能的流动规模，这两个数据之间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多年来人口持续净流入的省份，统计年鉴的数据大多存在低估现象，比如七普中广东多了1080万人，浙江和江苏两省合计多了1012万，而人口持续净流出的省份，人口萎缩规模比非普查年份数据显示的更大，比如黑龙江和吉林分别减少了566万和283万人。七普数据反映出，中国人口的集聚程度比人们想象得要更高，各省市之前的统计年鉴所估算的数据存在一定误差。这一现象是符合常规的认知的。在几个明星城市中，人口快速增长、持续流入的城市，常住人口普遍存在低估。例如深圳七普数据显示常住人口1756.01万人，比统计年鉴2019年末的1343.88万人多出412.13万人。天津的人口增长则已几近停滞，七普数据相比2019年末少了11.22%。一方面，从城市人口的低估水平看，此次七普中，成都隐匿人口的规模远高于重庆。重庆七普与2019年常住人口差异仅为2.6%，而成都的差异率则达到了26.28%，低估规模高达435.7万人。这也就意味着，在过去的十年间，成都不仅吸引大量人口流入，而且流入规模比预想得要更大。另一方面，是过去十年人口流入的速度和规模。作为省级直辖市的重庆，人口总量和面积虽然大大超过成都，但人口增长速度远远低于成都。从六普的2010年到七普的2020年，这十年时间里，成都人口增加了689.04万人，增长了49.05%，将近一半。而重庆的人口增加了320.81万人，增长率仅为11.12%。如果当前的集聚趋势得以保持，我们有理由相信，成都将很有可能在不远的未来成为中国第五城、西南第一城。“抢人”不易，“留人”更难。当人口争夺的硝烟散去，谁将在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间成为中国第五城，值得期待。▲2013-2021中国15座新一线城市排行榜，谁在崛起，谁在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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