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科技竞争，拜登欲换赛道-技术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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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日前在就任后第一次视察情报机关时强调，美国必须在科技发展上保持前沿地位。他提到，三十多年前他还是联邦参议员的时候，美国科技发展投入占GDP的比重世界第一，但现在只排第八，而中国的排名则从第九跃居到了第二。

从这半年来看，拜登政府在中美科技竞争上采取了一条新的路径。相比特朗普政府时期的脱钩策略，拜登更强调从正反两方面放大中美两国科技“加速器”的差距，在追赶期拉大与中国的技术差距。这种策略对中美科技竞争态势产生的效果很难在短期内引起关注，更需要加以警惕。

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对于中美科技竞争的威胁认知相似，但对于美方的能力认知有所不同。拜登政府依旧认为科技领域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一环，与两国在经济、军事和地缘上的竞争密切相关。

基于此，拜登全面继承了特朗普政府时期以人权、军民两用为借口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和封锁。但与特朗普政府不同，拜登政府并不相信脱钩会自然带来产业链和人才的回流，也不认为脱钩能够起到抑制中国追赶步伐的效果。拜登政府认为，进一步发挥美国创新体系的传统优势是赢得这场世纪对决的关键因素，美国不能坐以待毙，而是需要采取主动刺激的措施。

拜登政府上台前后，有两份来自民间的研究报告对其科技政策造成深远影响。

一是美国国会“中国特别工作组”下设的科技小组在2020年11月发布的《美国的技术竞争新战略》。该报告在反思特朗普政府时期科技政策效果后，提出“小院高墙”和“选择性脱钩”的策略主张，并认为美国必须在科学技术能力和基础研究方面大幅度扩大投资来保持领先地位。报告称，是美国的政策错误，而不是中国的行为，造成美国科技力量削弱。

二是“中国战略组”智库在2021年1月发布的《非对称竞争：应对中国科技竞争的战略》。该报告采用竞争分析和推演方法，提出中美科技竞争的四个维度：即卡脖子、零和竞争、安全风险和加速器。报告特别强调科技领域竞争的非线性特征，呼吁美国更加重视一些具有广泛应用领域的前沿基础技术。

外界更多关注这两份报告中对于脱钩理念的继承，但对于美国竞争策略的理念变化则关注较少。拜登政府上台后，上述建议逐步转变为政策实践，正在改变中美科技竞争态势的整体图景。

其一，加快科技创新投入的指数性跃升。

美国国会将通过《无尽前沿法案》及后续修改版本作为立法优先事项。根据当前版本的法案，美国将在未来5年向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NASA等投入1900亿美元用于基础研发。根据拜登政府最新的财政预算要求，国家科学基金会将在新财年获得102亿美元预算，同比增长20%。这意味着美国改变了以往基础科研投入增速基本与通胀挂钩的惯例，让科研投入迈向指数级跃升。

其二，采用主动刺激措施补齐美国创新体系短板。

拜登政府和美国国会正在推动对半导体产业回流提供政府补贴和税收减免，初步确立的资金投入规模在500亿美元以上。这一做法与美国传统上的“小政府”理念相悖。但是，美国国内将新一代半导体产业链视为推进国防、通信、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关键加速器”，因此，该领域投资的优先级已经超越了传统基建。

其三，扩展美国在科技规则和数字贸易谈判上的先发优势。

《非对称竞争》报告建议美国加强在数字金融、数字市场、数字开发应用领域的零和竞争，提出促使双方数字经济分道扬镳。这一策略正被付诸实践。

上述变化将对我国带来三重挑战。

一是中美在科技项目、人才和市场上的竞争态势将加剧。相比脱钩政策带来“选边”的不确定性，我国未来可能面临更为严峻的外部竞争。美国科研投入的快速增幅将带来虹吸效应，掠夺全球人才和科研项目。这将对我国提升引才能力和创新环境提出更高要求。

二是全球科技体系分叉的风险正在升高。美国采取的“非对称竞争”加大两国政策发力点的差异，使得两国与全球科技体系的连接方式发生变化。作为当今科技全球化的两个主要中心，两国有可能形成技术理念、市场和需求缺乏交集的科技链条。这与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科技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愿望相背离。

三是美国科技“换道”的风险正在浮现。在研发投入增加后，美国正在逐步降低对中国的“赶超焦虑”，不再寻求在5G、人工智能初级应用等领域与中国展开正面竞争。美国将更多资源和精力放在了在下一轮科技革命中重新确立主导权，其重点可能转向强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基因工程等当前尚不成熟的领域。这使得美国研发投入的效果可能在更长时间内才能充分展现，对其他国家的赶超带来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