阑夕：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文 ｜ 阑夕

茶颜悦色的老板在钉钉大群里和员工们当场撕起来的画面，像极了1917年秋天的彼得格勒，面对来势汹汹的布尔什维克，连本是革命起家的克伦斯基都拦不住自己手下士兵的思想哗变了。

说到底还是企业办公应用们不该鼓吹扁平化管理，活生生的反例既出，明年的市场推广压力又变大了不少，销售的话术手册也得务必加粗一句：老板当好发红包的工具人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真的在里面聊起来了。

在员工不满减薪的氛围里，茶颜悦色的创始人吕良试图劝说大家将心比心的方式是表示公司同样发展艰难，一个月亏了2000多万，反而还能准时给员工发工资，这已算是互不亏欠。

在诸如企业家年会的场合，类似的逻辑拥有广泛共鸣，企业家承担了大部分的事业风险，公司倒闭了员工可以拍拍屁股另寻他处，但是留给老板的往往是巨额债务，所以体谅乃至宽容企业家精神，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得以稳步增长的基石。

表述本身当然没问题，但是从同温层的共鸣到上下级的共情之间，不可避免的横亘着一条深黯沟壑，既然老板撷取的丰厚利润不太可能荫泽员工，那么让员工为老板的殚精竭虑施以同情，便多少有些强人所难了。

中国私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不足三年，企业家揽下的活儿说是九死一生并不为过，但在有限责任制的框架里，这终究都是他们自己选择的道路，以其路途艰险来做自我感动的灌输——「你们只是少了八块钱的提成，我可是亏了好几千万啊」——注定得不到想要的回应。

上市了肯定不会给大伙分股票，烧钱亏损又和咱们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时代的劳动人民熟读马教经典，剩余价值张口即来，阶级剥削掷地有声，尽管这也不妨碍他们总归还是会口嫌体正直的喊出「你工人爷爷⋯⋯来投简历了」，然而士气上的排面是万万不可丢的。

任何组织的权威构建都是基于层级的，员工迫于工作环境可以忍受的职场规则——比如在和老板走进同一个电梯后，秘书会娴熟的把其他人的楼层全都按熄——将在脱离物理世界之后彻底失效，我都能想象到茶颜悦色的管理层在看到员工「造反」之后气急败坏的表情，以及商量该不该全群禁言、要不要秋后算账的苦恼。

这波啊，这波是元宇宙的胜利，朋友们。

更早的时候，就职于腾讯游戏的业界大神毛星云自杀身亡，微博和知乎的讨论都是痛惜，哀伤于一个对中国游戏行业有着卓越贡献的理想主义者就此永远的离开众人，而在抖音的新闻评论区，用户们点出来的高赞评论多为「又少了一个做游戏祸害中国家庭和孩子的人」。

我相信两边的表达都是足够真诚的，有的时候甚至恰好是真诚才造成了残忍，并使理解成为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隔山相看两不厌，何必踏遍岭头云。

鲁迅在「而已集」里写过一个小段子：

「楼下一个男人病的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时值1927年，中国时局动荡，迅哥儿在广州待得不太顺心，因为救学生没成功愤而辞掉教职，写作频率也降了下来，连诺贝尔文学奖的入选资格都拒掉了，难得的在日记里发起牢骚，锋芒毕露却是如常。

纵使伟岸的先贤灵魂也不能做到时时刻刻的设身处地，平凡的当代躯壳自然也不会对屁股所在之处即是坚定不移的立场感到难堪。

缝合观念曾是知识分子自视甚高的使命，但在观念背后，是来自阶级、代际、性别、智识的冲突，缝合这些要素的代价和难度，要远胜于求同存异的见解之争，互联网平台的算法又在不断的给每个ID打上标签，有了数据的层层撮合，被工业化的筛选到和自己尺寸完全一致的库房里，几乎是必然的。

有趣的是，历史总在期待下一代的登上舞台能够改变一些事情，而不是重复螺旋，就像游戏玩家们愤恨于「传奇」和「征途」毁掉了中国游戏行业走上正确道路的机会，但是陈天桥早就移民去了新加坡，史玉柱也已退休不问江湖，结果中国游戏迎来的民族之光却是「原神」，这又是一个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的讽刺性结果。

屠龙者终成恶龙的故事深入人心，但是定义恶龙的权力在哪里，恐怕才是真正的答案。

这又让人想起了万恶的资本，是的，对于失意的年轻人来说，资本永远是一个箭靶，具有先射箭、后画圈的奇特能力，抢大龙时队友没跟上结果丢了上分局，不用说，一定是资本害的。

不过年轻人和资本的关系，也不是从来都势同水火。

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的几名研究生印了数百册「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讨」，不请自来的造访第二届中国金融学会，向各级领导和银行官员们推广在中国建立资本市场的理论，这场会议在后来也被人视作中国金融市场改革的发端。

他们也怕惹出政治事故，事前向金融会会的会长、后来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的刘鸿儒征求同意，刘鸿儒的答复是「这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情，大家畅所欲言，我怎么会说不行？」

彼时的这群年轻人，面对的是厌恶资本的既得利益群体，同时很幸运的踩准了改革开放的国家路线，他们后来也大多进入了中国金融行业，在银行、券商以及部委里担当要职，身体力行的拥抱资本。

而今时的年轻人高举反对资本的大旗，又映射出了当年那些年轻人步入垂暮的身影，曾经锐意改革的力量在多年过去以后又成为了新的既得利益群体，与其共舞的资本也从打破僵局的灵药演变为压迫众生的镣铐。

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都持有着对旧世界的抗争和对亲手营造未来的兴奋，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在正确的时间做出了正确的事情，而且如果不出意外，历史也应该会这么记录，但是他们隔着时空的对峙，证明了无论多么气味相近，人类的悲欢还是不相通的。

不相通本身不成问题，问题是这种阻塞助长了对现实的偏执，无论是将符合期许的现实归功于自己意志坚定，还是将背道而驰的现实归咎于他人从中作梗，都为狂喜和狂怒的情绪切换提供了能源。

要么是吃瓜群众，要么是下场拳手，除此之外再无能够和这个世界保持分寸的身份，在不迟于虚无主义的同时，投靠了隐藏气息的虚无。

心理学认为学会和痛苦相处是最难的，因为人几乎无时不刻的和痛苦打着交道，加班、房价、堵车、鸡娃，没有一项是让人省心的，而愈是接近痛苦，就愈是难以承认痛苦，觉得是被PUA了，生活本不该如此。

也许生活确实不该如此，但生活也不存在本来的面目之类，它是一张看上去均匀铺在草地上的毛毯，但是不走上去，就不会知道踩到的会是坚实都土地还是塌陷的淤泥。

除了电动汽车和太空探索之外，「时代周刊」的新晋年度人物伊隆·马斯克还投资了研发脑机接口的项目，他相信这可以实现意识永生的人类梦想，但他也说，死亡对人类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多数时候，人类到死也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如果人们都永远活着，那么地球上可能再也无法产生新的思想了。

一边发明永生机器一边赞美死亡终局，人类这个物种的矛盾就是如此，我们无法感受他人的悲欢，也并不影响我们总是试图为他人设计一个理想世界的动力。

当然，这个世界必须要合我们的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