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应对指南：如何用理性打败“不确定性”？-技术圈

“承认危机，回归理性，而不是竖一个靶子，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它。”

文 | 唐山

腾云特约作者

资深媒体人

“我们现在处于一场美国文明危机中，其危险程度和真实性堪比美国内战或二战危机。”4月14日，美国众议院前议长金里奇在《华盛顿时报》网站上如是称，文章标题便是《美国文明的危机》。

金里奇没意识到，危机是一个定义模糊的词。什么是危机？影响多大才叫危机？多久才发生一次危机……这种模糊性，使危机很难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可危机研究又是如此重要。

剧变

《剧变》探讨了一个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当危机来临时，我们该如何应对？如何分辨危机、应对危机，避免危机，化危机为机遇，实现个人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剧变，是人类当下面临的主课题。

在这本驳杂的书中，贾雷德·戴蒙德一开始便意识到危机的定义之难：

一方面，有的学者认为危机就是“长间隔、极罕见、戏剧性的剧变”，几百年才发生一次，则古罗马才发生三次危机。另一方面，有的学者将危机常态化，称美国城市每12年会经历一次技术危机（即专利应用低迷期），时长4年。

不论哪种定义，均有短板：毕竟，多数危机是渐积而成，我们永远不知道，哪种危机因素将爆发。

戴蒙德的办法是：不定义，也可以研究危机。

毕竟，在处理个人危机上，心理学、社会学等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知识，足以平移到对国家危机的研究上。这种平移虽是“叙述性”的，而非“量化”，但总能给人以启迪。

超越危机，全靠这十二手

个人遭遇危机后，心理学家会推荐一个心理套餐：每周一次，连续6周。重点解决12个问题：

接受现实。受创者常想：“如果没有这次意外，该多好。”这是康复的障碍。
承担责任。受创者易落入怨天尤人的陷阱中，指责命运、他人、社会等不公，从自怜中获得安慰，扭曲了对外部世界的认识。
划清界限。帮助受创者意识到：“确实出现了危机，但其他方面是正常的。”
向外界寻求帮助。
借鉴他人处理危机的方法。
自我力量。
诚实的自我评估。
参考曾经应对危机的经验。
耐心。
灵活的个性。
个人核心价值观。
不受约束。

这构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心理援助方案（并非正式治疗）。戴蒙德认为，应将它移植到对国家危机的研究中，只需将清单中的“个人”改成“国家”即可。当然，国家没有“自我”，但有与之近似的“国家认同”。

不否认，这种类比有些粗糙，能证真却不能证伪，常把刻板印象误为规律，从而在以偏概全、循环论证上越走越远。但戴蒙德这么做，有不得已处：美国正陷入危机，可除了相互指责，未见脱困方案，随着分歧日增，危机亦在加剧。当此之时，再纠结于定义、实证等“科学方法”，未免可笑。

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正受困于地缘政治格局的改变：随着全球化扩张与挫折，导致美国的公共品质量下降、决策水平低和社会矛盾激化，落入了“问题越多，分歧越大”“分歧越大，问题越多”的恶性循环中。

在历史上，地缘政治格局改变曾毁灭无数大国，美国能否超越困境，达到“不受约束”的境界呢？

戴蒙德不太好意思说“以史为鉴”——在欧美，历史学往往被划入人类学，在人们眼中，历史就是过去的故事，相当于文学的一种。所以，戴蒙德包装了7个成功案例，供美国学习，虽然他也承认，从统计学看，7个太少，不足以得出规律性认识。

所有国家都会走向历史的必然性

《剧变》中的7个案例颇有趣味，芬兰成功尤引人瞩目。

芬兰的不幸是介于瑞典、俄罗斯两强之间，所以芬兰语异常繁难，成为国族认同的基础。1941年，苏联对芬兰提出领土要求，被骄傲的芬兰人拒绝。芬兰人误以为，斯大林只是吓唬一下，且整个欧洲都同情芬兰，法国、英国承诺出兵帮助。

战火一开，芬兰人才发现，法国总理承诺的“立刻派兵50万人，100家战机随时起飞”只是说说而已，芬兰人几乎没得到任何有价值的帮助。两场战争，芬兰损失了近10万人（相当于男性人口的5%），才勉强保住了独立，代价是割让大片领土，接受巨额赔款，且允许苏联海军在首都附近的小岛上驻军。

惨败让芬兰人意识到：与苏联接壤是无法回避的现实，讨好邻居比讨好世界更重要。因此开启了“芬兰化”，即拼命讨好苏联。欧美人乃至芬兰人自己，对此都深感鄙夷。连续两任芬兰总统（执政超30年）均精通俄语，靠个人魅力，赢得苏联几代领导人信任。为此，芬兰议会甚至放弃原则，帮他们连任。

“芬兰化”包括驱逐芬兰境内的德国驻军，审判苏芬战争的“芬兰战犯”——将曾为捍卫民族独立的领导者们关进监狱。芬兰加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时，总统吉科宁亲自飞到莫斯科，打消了勃列日涅夫的疑虑。

芬兰人接受现实、承担责任、划清界限，又能坚持自我，它拒绝加入任何阵营。冷战期间，芬兰成了苏联对外贸易的大通道。为安抚苏联，芬兰大量进口苏联低质汽车。它们经常抛锚，以致芬兰人开玩笑说，应在底盘也开个天窗，熄火时，以脚为动力，把车带回家。

芬兰人用自我调侃接受了屈辱，他们没有走入仇恨、自怜的怪圈。结果是，芬兰腾飞，从传统农业国变成富裕的工业国。

芬兰人曾误判形势，幼稚地相信过别人，他们足够英勇，让本想吞并它的斯大林改了主意，但在危机面前，芬兰人表现出更宝贵的品质——理性。任何国家都有不理性的人，但芬兰却长期不偏离航道，崛起是历史给芬兰的奖赏。

正如吉科宁所说：“不屈服于历史必然性的国家是不存在的。”贾雷德·戴蒙德引用这句话，可能就是为了和“美国例外”相对照。

解决危机的方式，会塑造国家未来

在《剧变》中，贾雷德·戴蒙德讲述了日本、智利、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战后德国如何战胜危机的故事。

日本因“黑船来航”被迫开国，引发长期内战。在内战中，各方恢复理性——志士派原本反开国，后来却坚定要求开国；萨摩藩与长州藩原是世仇，却选择了联盟；强藩本为攫取权力，成功后竟主动要求削藩……明治维新的日本最令人敬佩的是“向外界寻求帮助”“借鉴他人处理危机的方法”，海军学英国，陆军学法国，文化学美国，宪法抄德国……与此同时，又都保留了日本特色。

然而，在崛起过程中，日本对欧美曾强加的耻辱念念不忘，自怜与仇恨让日本丧失耐心，倒向军国主义，几乎亡国。这成为沉重的历史包袱，进一步强化了自怜情节，这使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后，又陷入长期停滞。

战后德国更为困难，1/4国土被瓜分，上千万人无家可归，国土被一分为二……挫折之下，德国人却保持了高度的理性精神，他们深刻意识到，一战后国民的集体自怜心态的危险，且德国有威权传统，德国父母普遍将打孩子视为教育手段，在根本处扭曲了德国的国民性格。通过深刻反省，德国建立起一套负责任的历史教育体系，确保每个德国孩子明白，他们的父辈做过什么。昔日的集中营成了今天的旅游区，德国人与负面传统划清了界限。

其回报是，随着欧洲重新接纳德国，德国又成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相比之下，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更麻烦一些，它们此前缺乏国族认同，后者出现了大屠杀的悲剧，好在苏哈托及时改变了“国父”苏加诺争当第三世界领袖的、不切实际的想法，使国家回到了务实道路上。

澳大利亚则一直自视为英国，但英国为加入欧盟，将它甩掉，才不得不独立。好在澳大利亚的自然资源禀赋极佳，得以平稳过渡，以致很多人没意识到曾有危机，但代价是直到今天，澳大利亚也无法说清自己是谁。

美国会不会变成第二个智利？

通过一番分析，特别是对智利的分析，戴蒙德终于说出他最想说的话：智利曾有上百年议会传统，可随着社会极化，竟一度走向军人专制。在通胀、贫困化、争吵、持续失望的夹攻下，使民众只想改变什么，不再想建构什么。历史完全可以倒退，文明完全可能崩溃。皮诺切特带来的经济飞速发展，至今让许多智利人怀念。

戴蒙德担忧：美国会不会也走上智利的老路？（他也承认，这不太可能。）

美国人和智利人一样，足够灵活，自我认同强，也有应对危机的经验，有耐心，且有明确的核心价值观，可很少有美国人承认：美国正遭遇一场危机。

在全球化影响下，美国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最富裕的3个美国人（贝佐斯、盖茨和巴菲特）的财产净值已相当于1.3亿最穷美国人的总和，这种分化成呈现出代际化的倾向——美国富裕家庭的孩子完成大学学业的概率是穷孩子的10倍。如果父亲是美国最穷的20%阶层，则孩子进入该阶层的可能性高达42%。而白手起家进入美国最富20%阶层，仅有8%的可能。

富人把持了美国选举、立法等，以帮助穷人为名，强化着自己的优势。美国各州政府给监狱拨款的增长速度，是给高教拨款增长速度的25倍，一些州给监狱的钱比给大学的钱更多。

承认危机，回归理性，而不是竖一个靶子，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它，才是美国的当务之急。可互联网一代不知道如何与真实的人沟通，因学术见解不同，戴蒙德也遭遇同行恶骂，甚至参加学术会议，不得不多设保安。随着社会极化，美国政治也在极化，每个议案都成两党拼实力的舞台，即使通过，也无人执行。

美国危机之外，世界也在危机中，比如核武危机、气候危机、环保危机、不平等危机等。全球化让美式生活成为各国效仿对象，而人人过得像美国人，环境压力将达当下近10倍——这意味着，地球要养活800亿今天的人，这几乎是天方夜谭。

全球化下，原有地缘政治格局正摇摇欲坠，危机到来时，人人都可能是牺牲品。戴蒙德写这本书，用个人危机比拟国家危机，实为发一狮子吼，以唤醒迷茫中的美国：危机已到，赶快醒来。

--------------- 往期回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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