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稿：以信息化之巧，补工业化之拙

人类几千年的农耕社会，中国并不落后。无论是作物驯化、纺织技能，还是丝绸、陶瓷产品，甚至天文历法和数学，都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否则也不会在欧美城邦部落时代，就出现周朝诸子百家和大唐盛世。

现在许多学界精英经常为李约瑟之谜和钱学森之问纠结，在我看来，人类历史就是三百年河东，三百年河西，谁能适应新型生产力发展，谁就会引领世界。200多年前，欧洲的纺织机器革命让中国丝绸黯然失色，世界经济重心从中国移到欧洲；100多年前，美国电气革命又让蒸汽机退出历史舞台，世界经济重心也随之从欧洲移到美国。而中国复兴的机会早已不在工业文明，而在信息文明。

当年林毅夫曾认为中国人做不好高新技术，只适合在国际分工中搞农业和日用品加工。我当场提出，面临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中国的信息产业从网络应用反求体系标准与核心技术，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后来他从世行回来，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现在欧美许多前卫学者都开始反思传统经济模式不适合信息时代，中国人更没必要继续当旧赛道上的那只乌龟！

虽然中国农耕时代也有过许多辉煌，但是到了工业文明时代，你不得不承认落到西方后面两条街。英国人发明蒸汽机以后，明清统治者自恃物产丰腴，兵强马壮，视西方工业文明为雕虫小技。到了近现代，许多志士仁人致力实业救国，收效甚微。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钢铁、建筑、石油、等重化工领域才打下了既完善，又坚实的基础，也在轻工、电子、通信、航天、高铁等领域做出了让世界瞩目的贡献。但是许多关键技术仍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于是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有人认为中国已经从经济、科技、军事上全面超过西方；有人却认为中国工业总体水平仍然处于世界第三甚至四梯队。

我基本赞成后一种判断，但是并没有那样悲观。多年前，因工作关系我接触过中国农业、机械、轻工、国防、科技领域的前沿，发现中国工业化有两大致命伤：一个是精细加工能力缺位，另一个是材料提纯能力不足。背后都隐藏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中国文化中缺少一种精细化的工匠精神。

比如我国曾经把瑞士手表零件全套进口，在国内组装。同样的工作环境，同样的熟练工人，瑞士工人组装的手表就走得好，中国工人组装的就走不好。再比如当年我国光导纤维通信技术攻关，系统设计和光电端机研制都很到位，只有材料提纯和纤维的机械性能（弯曲易断）过不了关。

再比如我国集成电路芯片，中国人精巧设计堪称一流，就是卡在激光光刻这道工序上，因此我们的整体水平比国外顶级水平还差一个数量级。再比如圆珠笔芯，汽车发动机，攻关了许多年，也是卡在加工精度和材料纯度这两个问题上。

多年前，我国信息领域的专家提出利用信息化的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经济跨越发展，后来成为一项国家战略。其内在机理就在于中国历史文化更适应新兴生产力的演变。中国有沉淀了几千年的农耕文化，在工业时代几乎成了历史包袱，因而失去了继续在经济领域领先的地位。但是按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流变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又迎来了信息文明，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会。

首先，中国14亿人的巨大市场，决定了互联网的应用创新比西方更容易成功，这在电子商务、网络支付和社交领域已经得到了证明。其次，中国文化中的相互包容和关联基因在网络标准，软件编制和芯片设计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美国和欧洲的许多顶尖实验室里，都有华人科学家担纲。有位华人科学家对我讲过，在我们实验室里，凡由华人参与或者负责的研究小组，大多是高新技术项目，其次是印度人和爱尔兰人。而美国人多在做高层组织管理工作。

在IT领域，我国公司是先把先进芯片设计出来，然后拿去欧洲做加工，甚至要把整个加工设备买下来加以改造，实现从应用创新到基础技术创新的跨越。

再以移动通信技术为例，1G时代中国从网络设备到手机终端完全靠进口；2G时代国产手机占有一席之地；3G时代中国提出世界三大标准之一；4G时代中国提出世界两大标准之一；5G时代中国公司几乎独揽移动通信网的基础标准。任正非曾经说过，我们在信息通信领域已经进入了无人区。

可以预料，IT技术发展到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甚至量子技术阶段，中国信息文明优势不啻在IT领域，而是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扩展辐射到整个经济和社会。

服务业可以细分为工业时代的传统服务业和信息时代的新型服务业。在以往的文献和语境中，服务大都指传统服务业，比如理发、餐饮和商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早已超出了传统服务业的概念。而现代经济学理论根本解释不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规律，包括GDP统计和三次产业的划分都需要从新考虑。日本曾经把服务业从第三扩到第七产业，我认为暂时分为传统服务业和新型服务业比较好。

人类社会从自给自足、部分分工、再到完全分工，使服务业规模越来越大，最后会大到什么程度？可以建立一个演化模型做进一步分析。美国的服务业占GDP比重中已不是70%，早就到了80%以上。2014年，美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17%，农业不到2%，剩下的都是服务业。我刚刚用手机查了国家统计局的资料，2016年、2017年中国服务业的占比都是52%左右，但就业人口2016年是43%。

发达国家服务业的效率为什么低于工业？《后工业社会来临》的作者丹尼尔·贝尔很早就发现，随着人类生产活动重心从商品到服务的演变，经济效率会越来越差，财政危机很可能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现在看来，也许美国40年前是这样，但是我们中国现在的不是这样，中国服务业以43%的就业创造了52%的GDP。很可能是因为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直接发展新兴服务业，比如信息通信业、互联网平台、还有信息通信与许多生产型服务业相融合的产业，这些行业的经济效率都不低，而且都是持续增长。

有位从通信服务业派到工业央企的高管说过，原来没想过，通信服务业其实是旱涝保收的行业，每月都有稳定的流量费收入进账。虽然每年都提速降费，但总体经济效率还是高于许多行业。而工业企业今年产品有市场，明年就不一定！

我不知道美国现代服务业的效率如何，但基本可以肯定，发展新型服务业是实现数量和质量双提升的重要途径。

看问题一定要有历史眼光。我说过牛郎自己养牛种地是农业，牛郎的儿子造拖拉机是工业，牛郎的孙子在互联网平台上搞农机共享服务，就是现代服务业。过去的工厂内部自己办车队，办运输，办食堂，托儿所，都是工业。现在的工业企业都在共享专业运输能力和其它社会化能力，既提高了内部效率，也提高了社会效率，这个趋势必须肯定。

过去的软件产业是工业，后来改为服务业，这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因为软件即服务SaaS，信息即服务IaaS，3D打印普及以后，制造即服务MaaS。这些都直影响产业政策和经济理论，甚至会对社会未来产生颠覆性影响。现在许多学者开始呼吁回归实体经济，他们想到的就是传统工业，似乎把服务业都当成虚拟经济。所以我讲过，回归实体经济是个伪命题，现在弄得马云也到处讲，互联网平台不是虚拟经济，而是新实体经济。

现在对新型服务企业的内在机理研究非常缺位。工业时代也有过一些“服务经济学”的专著，但是都很传统和肤浅，不成气候。如果我国学者能深入研究现代服务业尤其是新型服务企业的内在机理和外部环境，善莫大焉。

信息服务业的价值规律、成本收益规律与工业企业完全不同，需要全新的经济政策环境。互联网平台确实存在利用丛林法则垄断市场的倾向，但是它又不同于传统工业时代的铁路、矿产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2014年的经济学诺贝尔奖桂冠由法国新规制经济学家梯诺尔独家摘取，说明新经济时代既不能放任市场无序发展，又不能完全依靠政府直接管制，而是需要一种新型的社会协同治理模式。

如果说亚当·斯密研究早期的工商业，发现“看不见得手”，钱德勒通过分析铁路和电报的作用发现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那么，中国信息经济学者通过分析互联网的作用，已经提出了协同互利的“第三只手”的概念。张曙光老师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用互利经济人代替理性经济人”的设想，认为新经济时代的微观机理既不是利他，也不是利己，而是互利共赢。北大厉以宁老师最近也多次讲过，古典经济学一开始就提出过一个叫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人们都是以最大利润、最小成本来进行判断，但实际上古典派的时间是工业化初期，现在的观点已经开始改变了，叫社会人假设。意思是说，人不一定完全按照经济学的理性人的方式来做。比如企业不是有互相竞争吗、经济人假设是说最后一定是拼搏到底，两败俱伤，社会人假设就不一样了，人是社会人，人是现实的人，人应该考虑到协商、和解、双赢。

这些都代表新经济理论的演化方向，应该吸引更多年轻的学者深入研究下去。

现在有人频频提出“互联网将使我国回归计划经济”，我看他们根本没搞懂互联网的真谛。我讲过N遍：耕牛生产的时代特征是独立分散，机器生产力的时代特征是集中垄断，信息生产力的时代特征是分布关联。在自由市场经济和集中计划经济之外，肯定有第三种经济形态，那就是协同互利经济。其实计划经济时代也没有离开过市场，你去商店买东西，除了要粮票、布票之外，钱也是一分都不能少的。

工业时代的经济学者受当时的自然哲学影响较深，思维方法停留在一分为二的原子论阶段。认为社会只有个体和集体、私有和公有、市场和政府、利己和利他这两类元素。信息时代思维应该是量子思维，一分为三。除了个体和整体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相互关联（纠缠）的“胶体”，也就是社会协同、互利共赢。我们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相信新型信息生产力必然催生新型生产关系。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很可能要落在中国新一代学者头上！

编辑：晓燕

指导：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