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嚣与沉寂：网络互助十年一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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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苍翘

编辑 | 顾彦

题图｜Pixabay

在过去的一年中，网络互助用十年构筑起来的阵地，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公众视野中加速“坍塌”。

2020年8月，上线300天的百度“灯火互助”宣布关停；2021年1月，撑了一年半的美团互助“因业务调整”而关停；2021年3月，仅相隔两天，成立近5年之久的行业老二水滴互助、行业老三轻松互助，最终也没有挣脱关停的宿命。

至此，成员规模排名前三的千万级互助平台，仅剩相互宝仍在艰难地运营。

2020年11月第1期至2021年4月第1期，不到半年，相互宝分摊人数自顶峰时期的10580.35万下降到9265.62万，减少了17.2%；帮助成员从3441人增加到4032人，增加了12.4%；人均分摊金额增长33.8%。

网络互助仿佛掉进一个恶性循环的漩涡：成员不断流失——导致整体患病率相对上升——人均分摊金额上涨——导致成员进一步流失，循环往复。

人们开始担心，相互宝会是下一个关停的对象吗？

2021年4月12日，金融管理部门再次约谈蚂蚁集团，提出“蚂蚁集团整体申设为金融控股公司，所有从事金融活动的机构全部纳入金融控股公司接受监管”，这意味着相互宝将面临更为严格的监管和更大的不确定性。实际早在2020年10月，蚂蚁集团发布招股意向书时就透露，若相互宝无法满足合规性要求，将会从蚂蚁集团剥离出去。

部分网络互助平台乘兴而来，失望而归，所剩无几。摆在它们面前的，似乎只有两条路：想要活下去，就要满足日趋严格的合规性要求；否则，只能选择剥离或关闭。哪一条路都不好走。

本文尝试解读：网络互助由盛转衰为何仅仅用了两三年的时间，是否一定会走向覆灭？如何破解网络互助中存在的恶性循环？现存的互助平台还能否等到监管落地的那一天？

有名无份

2020年3月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将医疗互助与基本医疗保险等，共同视为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直接肯定了网络互助对于缓解保险保障不足等难题的积极意义。

据国家医保局公布的《2019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参加全国基本医疗保险达到13.54亿人，职工医保、城乡居民住院费用报销水平提高到60%以上。

基本医疗保险是由政府主导的福利性制度，说到底只能做到广覆盖，难以做到深度保障。但一场大病花费三五十万是常有之事，按照60%的平均报销水平，个人仍需负担二三十万，这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负担不小。

来看两组数据：

中国人均年可支配收入3万元，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平均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

据瑞士再保险、招商证券（香港）数据，2019年中国寿险密度（统计区域内常住人口平均保险费的数额）为1540元；

占中国人口总数40%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大概率不会拿出两个月的收入购买商业保险。但是因病返贫的风险始终存在，基本医疗保险无法满足、商业保险又没有能力购买，该如何转移风险？

2016年6月22日，当时的保监会正式批准筹建国内首家相互制寿险机构“信美人寿”，标志着相互保险成为“正规军”入列保险家族。相互保险需要用户先购买产品，形成资金池用于随时进行理赔，最大的特点是低门槛。

据ICMIF数据，2016年全球相互保险规模55万亿元，占全球保险市场26.8%的份额。但直到2019年，信美人寿全年保费收入还只有20.11亿元，在当年全国保险保费收入4.3万亿元中占比不足0.05%，几乎可以忽略不记。

国内相互保险比起欧美地区晚了200余年，发展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用户教育更是任重道远。很多人都不了解这种听起来较为新鲜、实际已经存在很久的保险形式。

其实早在信美人寿获批筹建五年前，一种类似相互保险的民间互助组织网络互助就已经出现。因母亲癌症去世、父亲大病残疾，张马丁在探索了四年后，于2011年创立了康爱公社，开创了“事后分摊”的医疗互助模式，是国内网络互助的鼻祖。

利用网络低成本获取流量、门槛较相互保险更低，有利于处于萌芽时期的网络互助迅速发展，但其实际发展进程受到政策监管的深刻影响。

2016年，网络互助平台e互助、轻松互助、水滴互助相继成立。

2016年12月26日，也就是国内互助保险推出当年，保监会专项整治以网络互助计划形式非法从事保险业务，监管把网络互助和保险划清界限，并指出网络互助存在的行业乱象——违规宣传、违规经营、变相或实际经营保险业务。此后的2017-2018年，新成立的网络互助平台大幅减少。

2018年，半路出家的互联网巨头开始杀了进来，蚂蚁集团、京东金融、滴滴出行、苏宁金融、360、美团、58集团、百度、新浪，都独立或以合作的方式推出网络互助。

2020年9月8日，银保监会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局在《保险业风险观察》上撰文称，网络互助行业目前处于“非持牌经营”的状态，涉众风险不容忽视。因此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网络互助平台上演“关停潮”。

可以看出，监管正逐步规范野蛮发展的网络互助平台。但自诞生到现在，网络互助始终有名无份，没有等到监管的落地。

死于规模

网络互助从兴盛到没落，前后不过三五年时间，监管的态度（从鼓励到警惕）固然重要，但不是决定性因素，根本原因是死于规模。

互联网讲究流量和速度，通过烧钱短时间扩大市场规模、战胜竞争对手，拼多多、极兔快递的崛起都是成功案例。网络互助虽也借助互联网，但不可忽略的是其公益属性，安全性的优先级理应高于流量或速度。

回溯一下已成立的网络互助平台：水滴互助、轻松互助均在2016年上线，水滴公司创始人是美团“18号员工”沈鹏，曾负责美团外卖地推团队的组建，轻松集团创始人于亮媒体人出身、杨胤则是互联网营销出身，曾负责IBM互联网营销策略、IDG中国会展。三位身上都有着浓厚的互联网基因，自然用互联网的打法来做网络互助。

效果是显著的，水滴互助、轻松互助会员规模数倍于康爱公社，仅次于后来的相互宝；问题也是突出的，双方地推人员为了自身业绩，在医院扫楼时发生冲突；有人伪造筹款人信息，骗取公众爱心；用户被平台强行引流消费，带来困扰。这些都引发公众的质疑，也在透支用户对平台的信任。

2018年躬身入场的互联网巨头，更是直接瞄准网络互助低价获取流量的优势，将其作为拓展流量场景的业务。毕竟网络互助平台赚的只是管理费，想要靠此业务赚钱不太现实，这点钱对于互联网巨头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

截至2019年底，中国网络互助覆盖人数达1.5亿（艾媒数据），这要得益于互联网的加持。但人数的剧增，也让平台的风险越来越高——

前期，网络互助凭借低门槛特性，迅速积累了大量用户，由于平台初始用户数量较少、赔付滞后有等待期、逆向选择风险较小，在快速发展期累积风险不明显；

中期，平台用户数量累计到一定程度基本见顶，再加上经过等待期，赔付和逆向选择风险增加，累积风险逐渐显现，赔付环节矛盾变多、平台可能会变更条款；

后期，逆向选择风险持续增加，患病风险更高的用户不断加入，患病风险更小的用户不断流失，平台用户数量开始减少，被帮助成员数量在增加，人均分摊金额随之提高，进一步增加逆向选择风险，网络互助由此陷入恶性循环。

那么，康爱公社又是如何“熬死”水滴互助、轻松互助和一众互联网巨头，相对平稳地运行十年呢？其实也是因为规模。

目前，康爱公社会员数量275万，人均申领互助金是相互宝的1/3，人均分摊金额较相互宝也更低。用户数量基数小、用户数量增长较慢（10年做到275万，相互宝仅用2年就做到1亿）、人均分摊金额较低，使得康爱公社运营风险较低，被行业公认是自律、合规的典范，确实有希望做“百年公社”。

但康爱公社也无法避免网络互助存在的共性问题——在知乎上，仍然有不少用户提问：康爱公社坑吗？可靠吗？是一个骗局吗？为什么最近付费越来越多？

呼唤监管

没有一个平台愿意重走P2P被“一刀切”的老路，但是日益密集的“关停潮”又让人不得不警惕。

作为一个网络互助平台，当然希望在监管框架下，名正言顺地合规运营。但现在的情况是，网络互助缺乏相应的监管，相关政策也不明朗，关于平台的定性有很多说法。

在监管落地之前，关停真的是大多数平台的唯一归宿吗？

对此，亿欧EqualOcean认为：

处于发展前期的平台，应当摒弃互联网“多、快”的思维，有意控制用户规模、增速，匹配相应的风控措施与合规流程；

处于发展中期的平台，用户规模已经触及上限时，各种潜在风险开始显现，平台也可以寻找风险转移的手段，比如利用保险兜底、加强事前甄别降低恶意骗保概率等；

处于发展后期的平台，可以选择与金融机构合作，从而分担用户赔付压力、控制逆向选择风险，度过这个时期后，平台存量用户的赔付率将趋于稳定。

我们认为网络互助将呈现以下几个趋势：“关停潮”持续上演——这是良币驱逐劣币的正常表现，对现存平台提出更高的要求，一定会有运营良好的平台活下来或诞生；

从网络互助用户数量和体现的价值来看——不会重演P2P的悲剧；

未来行业大概率会有更为严格的监管措施——有分析说网络互助或将持牌经营，我们认为可能性较低，原因在于牌照代表着垄断性和稀缺性，是国家金融领域参与者的标配，目前网络互助还游离在保险之外，如果持牌经营应先明确监管单位；

监管落地或许已在路上——监管也在循序渐进，先出清不合规的玩家、再出台相应监管措施可能性较高，一步到位的概率较小。

网络互助的十年不会如一场梦，风雨过后，监管的彩虹一定属于最终的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