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一位经济学家的教育梦想——读钱颖一《大学的改革》

最近，读了两位经济学家的著作。一本是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布莱恩·卡普兰博士所著《反对教育的理由》。他在书中用精算和许多证据表明，美国教育系统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指出美国教育投入大、产出低，未能学习对人的一生真正有用的东西，未能提高学生的生产率或丰富他们的人生，而由此导致的文凭通胀贬值，则增加了全社会成本。另一本则是钱颖一先生的五卷本《大学的改革》。

他在书中提出，教育能够点亮人的心灵，照耀人类的未来，“在功利主义盛行、浮躁风气弥漫的当今社会，教育既是造成问题的源头，又是解决问题的希望”。教育不仅仅需要金钱的投入，而且要有理想(Vision)、激情(Passion)和行动(Action)。

经济学家关注教育，往往总是不同凡响的。第一位关注教育问题的经济学家当属17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他首次把人的经验、知识、能力看作是国民财富的重要内容和发展生产的重要因素。认为“人类的才能与其他任何种类的资本，同样是重要的生产手段”。

教育和训练具有经济意义，“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工人增进熟练程度，可和便利劳动、节约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同样看作是社会上的固定资本。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赚取利润”。他的观点也可以视为早期的人力资本理论，强调的是教育对于个人经济受益的价值。

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是正式提出人力资本理论并对经济发展动力做出全新解释的经济学家。20世纪60年代初，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学第73届年会所作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被视为人力资本理论创立的标志。

钱颖一为什么如此关注并投入教育？这与他的经济学家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经济学视角思考和推动教育改革》一文中，他指出：“经济的竞争最终是创新的竞争，创新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最终就是教育的竞争”。中国想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教育是关键。

同时，他非常重视教育的非功利主义的价值，他认为，“教育关乎人的发展，不管是否成才，教育对于每个人自身都有意义。大学对人类文明、人类命运，是至关重要的”。

作为经济学家，他可能比他的前辈与同仁，对于教育有更深刻的理解，更博大的情怀，更智慧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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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改革》系列的《第四卷·学子篇(本科生)》和《第五卷·学子篇(研究生)》是两本非常特别的著作，真实记录了钱颖一在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12年期间，与清华本科生和研究生的80余场“与院长共品下午茶”活动，还原了许多他与学生平等交流、民主沟通的场景，呈现了他通过下午茶巧妙地传播现代大学教育理念，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与思想动态，听取学生的意见与建议，把教学改革落到实处的全过程。

这12年期间一共举办了106场“下午茶”活动，其中本科生40场，研究生66场。作为大学的领导或者院系的领导，与学生交流也许并不少见，但是如此长期坚持，并且制度化，用文字全程记录的，在世界教育历史上也不多见。

“下午茶”中的对谈交流内容广泛，天南海北，话题多样，看上去有点不成系统，甚至有点内容重复，但正是这样的原生态，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教育现场，看到了当代天之骄子的心灵世界，看到了一个经济学家的教育梦想。正如作者自己透露的那样，在这两本书中有三条反复出现的主线横贯其中。

主线一：在平等的交流中传播现代教育理念

钱颖一坦承，他的教育理念就是“大学为学生，为学生的一生”。因此，大学教育要回归学生本身，回归人本身。大学是一个自我审视、自我发现、自我实现的地方。教育就是要为学生打开多扇窗户，成为汇聚美好的中心，“大学要为学生创造自由、宽容、多元、共生的环境”，帮助学生寻找人生的方向。学生在大学不仅仅是为了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训练大脑学会思考，为此必须保持好奇心，培养批判性思维。

他真诚地告诉学生，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问题，也是眼光问题、视野问题、人格养成问题，要努力改变“忙茫盲”的大学生活，改变自己的“心智模式”。他不厌其烦地给学生讲述清华的百年历史，讲述经济管理学院的优良传统，讲述蒂尔、马斯克等许多创业家的故事，帮助学生寻找生命原型和自我镜像；他反复强调阅读的价值和意义，不厌其烦地为学生推荐好书，推介写作与批判性思维的课程，强调要培植“中国根基”，重视主动接触社会的能力，融入人类文明的主流。

其实，“下午茶”就是钱颖一的“院长课”，莘莘学子在这样“润物细无声”的交流中，逐步发现自我，明晰自己的方向，明确自己的使命。如果我们中国大学的校长和院长、系主任，都能够像钱颖一这样，与学生共品“下午茶”，也许我们的教育会有另外一番景观。

主线二：在轻松的对话中了解学生的真实想法

清华经管学院的学生个个都是“精英”，许多人都是在高考中过关斩将的“状元”，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怀着不同的动机与梦想来到这里，从以“90后”为主的本科生，到以“80后”为主的研究生，再到具有多年工作经验的专业硕士生和EMBA。生源的多样性和广泛性，要求教育本身具有多样性和广泛性，要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首先就要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和内在渴望。

钱颖一把“下午茶”作为走进学生心灵世界的渠道，“直接地、真切地听到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提出自己关心的问题”。对于“80后”“90后”学生的思维逻辑、价值偏好，他们对学院课程、教师教学的评价和建议，他们对社会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对未来就业或创业的打算等，也在这样的轻松对话中得到了更加准确全面的把握。

钱颖一也坦承，自己通过“下午茶”深切感触到，学生们在面临难得的机遇的同时，也在新型竞争压力下感到迷茫、困惑和焦虑，最后导致不少无奈的选择，甚至落入博弈论中讲的“囚徒困境”。

主线三：在坦诚的沟通中落实教学改革的举措

钱颖一直言，“通过(下午茶)与学生直接沟通把改革落实到位”是他的重要工作策略和方法。任何改革的举措，不是简单粗暴地让师生去执行，而是要他们真正理解这些政策和决定背后的思路和考量。书中提到，“下午茶”中，他多次就落实教育改革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与学生相互磋商，虚心听取学生对改革方案的反馈意见，根据这些意见对改革方案做出解释、说明，并且进行必要的修改、补充和完善。

从教学计划与课程设置、教师授课质量和授课效果、学生的职业发展规划这样比较大的问题，到课堂的规模究竟多大合适、分数改百分制为等级制等比较小的问题，他都在下午茶的对话中听到了学生的声音。

“下午茶”不仅是钱颖一的“院长课”，也是他的“教育心”。像“下午茶”这样的事情，在他的教育生活中随处可见。在主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十多年中，钱颖一没有带过一位博士生，没有申请过一笔科研经费，没有建立或主持过自己的一个研究中心、研究院和研究所，也很少发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论文，而是全身心地做学院管理，可谓殚心竭虑。没有深厚博大的教育情怀，是很难达到这样的境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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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颖一在《大学的改革》第一卷的引言中明确提出，他的办学理念概括起来就是一个目的——“大学为学生”。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建院30周年的专刊首页上，他没有请任何领导题词，而是印上了“经管学院为学生”这七个大字。这是他的承诺，也是他的教育思想的逻辑起点。

钱颖一认为，办学最重要的是要有思路和思想，要有长远眼光、世界眼光和现代眼光，要有理想、激情和行动。大学改革最重要的是要实践现代教育理念和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在本书中，他对什么是大学、什么是教育和什么是研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大学的使命还是以教育为先，他认同清华大学一位教授的观点：“一所大学如果没有论文发表，它当然算不上是一所一流大学，但是如果在教学上失败，它甚至都不配称作是大学”。

大学不是培训学校、职业学校或者训练营，大学首要的任务是培养“有教养的文明人”，而不是“有用的机器”。在研究的方向上，他主张要克服“短期功利主义”，因为要想成为一流大学，就必须鼓励教授们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而不是企业要他们去做的事情。他对于好奇心、想象力、批判性思维特别重视，认为这是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关键基础。

1.关于中国教育问题中的“均值”与“方差”

2014年12月14日，笔者有幸在中国教育30人论坛上听到他首次关于“均值”与“方差”的高论。他在演讲中用两个数学概念一语道破了中国教育的两个重要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他认为，中国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很有成效，中国学生的平均水平(均值)比较高。这是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优势。这种教育优势对推动中国经济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的增长非常重要，适合了模仿和改进的追赶模式。

但是，与均值高同时出现的另一个现象是方差小。方差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偏离平均数的累加程度，在教育方面的表现，方差小就是两端的人少，尤其是出众的人少、杰出人才少、拔尖创新人才少。钱颖一以印度为例说明了中国“方差小”的表现。中印两国的人口基数差不多，印度的人均收入比我们低，教育平均水平也不如中国，但是在杰出人物方面比我们显著。

在全球著名商学院中，哈佛商学院、芝加哥商学院、康奈尔商学院、华盛顿大学商学院当年的院长都是印度裔。微软、百事、德意志银行、万事达卡的CEO也都是印度人，但是，没有中国人担任这类商学院和跨国公司的CEO。他认为，“在好奇心和想象力被抑制，在个性发展受压抑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减少了。”

钱颖一提出，方差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靠模仿和改进，人才方差小，无关大局，甚至是长处，只要均值不低就可以。但进入中等收入后，当需要创新发展时，方差小的后果就非常严重，会影响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成果的出现。

同时，他还深刻地指出，与知识和能力的高均值、低方差相对应，我们在人的素养和价值等方面存在的低均值、高方差更值得关注。“中国的教育问题绝不仅仅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更严重的是造就了不少没有人格底线的人的问题。”所以，他一针见血地提出，“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如何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人的问题”。

2.关于学什么、为什么学、怎样学的三个教育基本问题

“What”“How”“Why”三个问题，是任何学科需要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学”自然也是教育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传统教育是以知识为核心的教育体系——学习知识为主，应付考试为主要目标，记忆为主要的学习方式。这样的三个为主，体现了中国教育重才轻人、重教轻育的特点，所以钱颖一提出了“人”要重于“才”，教育既要“教”更要“育”的教育理念。为了实现这样的理念，他认真回答了这三个基本问题。

关于“学什么”的问题，钱颖一借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弗来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提出的“无用知识的有用性”命题，对大学教育的内容进行了审视。他认为，教育中的“短期功利主义”使得我们把知识的“有用性”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

对于那些看上去“无用”但日后很有用的课程，比如人文、艺术、社会科学类的课不够重视。要用长期的观点、长远的视野来理解知识的有用性，不仅仅要看到知识的工具价值，更要着眼知识在塑造人的价值、提高人的素养、提升人的品味等丰富人生的作用。

关于“怎么学”的问题，钱颖一提出了“好学”比“学好”更重要的观点。中国的“好学生”标准就是“学得好的学生”，而“学得好”的标志就是学习成绩好、考试成绩好。但是，“学好”与“好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学好”是被动的接受，“好学”是主动的探索；“学好”重视的是学习的结果，“好学”重视的是学习过程和习惯；“学好”只是对学习已有知识的一种度量，“好学”则是对学习未来知识的一种态度；“学好”是为了掌握知识，“好学”是为了探索问题；“学好”得到的是答案，“好学”追求的是真理。

“好学”远比“学好”更重要。“好学”是懂得怎样学的一种能力，主要体现在“好奇”“好问”“好思”三个方面。好学源于好奇，好奇往往导致好问，好思则是好学的核心。所以，在大学教育中要改变“好学生”的定义，真正的好学生是“好学”的学生，是具有强烈好奇心、好问且能问出有意思问题，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这种“好学”是一种可以伴随学生一生的、有关“怎样学”的能力。

关于“为什么学”的问题，钱颖一提出了“育人”比“育才”更根本的观点。作为目的的“人”包括“人文”“人格”“人生”三个方面，所以，关于人的教育，应该包括人文精神的教育、人格养成的教育和人生发展的教育。理解人文价值，坚守人格底线，反省人生意义，应该成为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必修课。

基于对“学什么”“怎么学”和“为什么学”三个基本问题的认识，钱颖一提出了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获取“三位一体”的教学理念。为了实现这一理念，他又提出了“通识教育+个性发展”的培养路径，希望教育改革能够实现两个目标：既要培养每一位学生成为有良好素养的现代文明人，又要创造一种环境使得杰出人才能够脱颖而出。

在这个“三位一体”之中，他首先强调的是价值塑造，之后是能力培养，最后才是知识获取。在实施过程中，他主张要更加侧重长期有用，以及有助于“育人”的知识。

3.关于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创造性能力)，是五卷本《大学的改革》中出现频度最高的两个重要词组，也是理解钱颖一教育思想的两个关键词。

在论述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时，钱颖一阐释了批判性思维的两个重要特征：

第一，与无条件地接受专家和权威的意见相反，批判性思维是善于对通常被接受的结论提出疑问和挑战；

第二，与对一切命题都持否定态度的做法相反，批判性思维是用分析性、创造性、建设性的方式对疑问和挑战提出新解释、做出新判断。

他还分析了批判性思维的两个层次，作为能力的批判性思维和作为心态(心智模式)和价值取向的批判性思维。与“无知的确定性”和“有知识的混乱”两个阶段相比，批判性思维是人的思维能力发展的高级阶段，是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的桥梁，也是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黏合剂。

在钱颖一的直接推动下，清华经管学院从2009年开始，正式把批判性思维教育纳入本科教育体系。通过“中文写作”和“批判性思维和道德推理” (Critical Thinking and Moral Reasoning，CTMR)两门通识教育课程具体落实，同时要求全体老师把批判性思维教育体现在专业课上。通过多年的努力，批判性思维已经成为经管学院学生的习惯，“你对这个问题CTMR过了吗？”，已经成为学生们的口头禅。

为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钱颖一所在的经管学院一直致力于创造一种宽松和宽容的环境，使得同学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在大学中仍然得以保持。同时，他们联合清华的14个院系创办了一个创意、创新、创业的跨学科教育平台“清华x-空间” (清华x-lab) ，通过体验式学习来培养学生的创造力。这个项目在一年多的时间就有420多个项目进驻，成立了128家公司，30多个项目获得天使轮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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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华经管学院的治理实践解读钱颖一的教育行动力

钱颖一秉承了中国学者知行合一的传统。本书在阐述他关于教育改革思考的同时，也真实地记述了他在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的教育改革探索，“思行合一”是本书的重要特点。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本书不仅是一本理念上“为何改革”的书，更是一本实践中“如何改革” 的书。

2002年，有着在美国六所一流大学学习和任教经历的钱颖一先生，带着一批海归经济学教授来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任教。不久之后，他被前任院长朱镕基“钦点”为院长。钱颖一的教育初心是为中国培养出一流的经济学人才。但是他深知“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学校改革比经济改革更难。”

1.制度建设，建立现代大学治理结构

2016年12月17日，钱颖一在中国教育30人论坛上就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建设做了精彩的发言，明确提出现代大学治理是现代教育治理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学治理分为“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两个方面，外部治理涉及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包括校友)之间的关系。内部治理涵盖两类问题：一是学术问题，二是行政问题。

学术问题是大学特有的问题，与企业不同。企业为顾客生产，顾客是企业效益的最终裁判。大学的产出是学术研究和学生培养。学术问题包括学术研究规范、标准的建立，对教师学术水平的判定，对学生学业规范的确立和评估等。

行政问题涉及大学内部资源配置、激励机制等，与企业相似。行政问题与学术问题紧密相关，比如学科设置问题关系到设立哪些院系、重点支持哪些学科，规模大小等，就要依赖学术判断，但是最终还是资源配置问题。

为此，他提出了大学内部治理两个重要原则。一是在学术问题上必须“教师治学”。由教师组成的委员会或教师大会，根据一人一票的民主投票结果作为学术判断的根本依据。教师治学的内容包括各教学项目培养目标和方案的设计，学生学业水平的判定，教师研究学术水平和学术贡献的评价，教师聘用和职称晋升学术标准的制定和评判等问题。

在教师治学下，教师发挥在学术问题上的决定性作用。教师治学中有两个重要元素，一是同行评议，二是学术自由。教师治学不是“教授治学”，必须要有年轻人的参与。

同时，行政问题应当“职业化管理”。学院管理应该走出“去行政化”和“教授治校”的误区。职业化管理不是民主化管理，内部组织应该是科层制管理，绝大多数管理者和行政人员应该是全时的职业管理者和职员，管理者的选择应该是任命而不是选举。

总之，他认为在“学术问题”上实行“教师治学”和在“行政问题”上实行职业化管理，是现代大学内部治理的精髓。根据这样的理念，他对学院的管理体系进行了系统建构，如通过准长聘制和年薪制等教师人事制度改革，结束了在教师晋升和薪酬领域的“双轨制”或“多轨制”。钱颖一的改革不仅在本科阶段，清华经管学院的硕士、博士、MBA、EMBA等培养项目都进行了改革。

2.集思广益，制定学院发展规划

战略发展规划是学院工作方向性的指导文件，也是学院发展的“基本法”。在钱颖一的主持下，经管学院制定了2010-2012年、2013-2015年、2016-2018年3个三年战略规划。制定规划的过程是一个发现问题、度量院情、评估环境、聚焦目标的过程。

规划制定之后，还要制订行动计划，要使规划成为学院教职员工可操作的方案。从这些规划中，可以看到学院发展全方位的诉求和愿望。为了保证规划的高水平，钱颖一充分发挥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在学院战略制定、修正、实施过程中重要而特殊的作用。

经管学院的顾问委员会是全世界所有学院中阵容最为豪华的，世界顶尖的专家学者、政商名流云集。他们每年都来到清华听取学院报告工作进展、讨论学院案例与项目，提出改革与发展建议，并且通过各种渠道帮助学院为实现这些目标贡献他们的智慧，发挥他们的独特作用。

3.课程改革，为学生一生发展奠基

课程是教育的关键问题。课程的丰富性决定了生命的丰富性，课程的卓越性决定了生命的卓越性。钱颖一在经管学院的课程改革方面思考颇深、用力颇多。他坚持认为，教育应该为学生的自身发展打基础，没有必要太在乎现在的课程对找工作有多少用。实际上，越是专业的知识，更新就越快，就越容易过时。更重要的是，要着眼于培养各行各业的未来领导者，应该在人的品格和通用能力上下功夫。

为此，他大力发展通识课程，第一次使高等学校的通识课程的总数超过了专业课程。经管学院的140个学分，专业课只有50学分，而通识课高达70学分，另外20学分是任选课。经管学院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共有八个课组，包括中国文明、西方文明、批判性思维和道德推理、中国与世界、艺术与审美、基础社会科学、生命科学、物质科学。

很多课程是在中国大学第一次开设，师资也很难寻找。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是由时任经管学院党委书记杨斌教授以国外的课程为基础创新建构的，中文写作是在他寻遍北京高校，才从对外经贸大学请来的一位专家。

多数通识课程需要大量阅读，而不是像专业课程那样大量做题。为此，钱颖一亲自为学生推荐书目，每一个经管学院新生的录取通知书里，都附有他开出的书单：哈佛原校长博克《回归大学之道》、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何兆武《上学记》等，大部分是与经济专业无关的书籍。每次在学生的“下午茶”时，他也会推荐书籍，了解学生的阅读情况。

经管学院中有55%的课是全英文授课。开设当初为了推动全英文授课，钱颖一可是煞费苦心。有一天李稻葵正在上课，钱颖一突然来到课堂上对他提出要求：“课间休息后开始，换成全英文授课！”2014年，清华经管学院的“经济管理本科教育改革的理念与实践”获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4.注重沟通，争取各方力量支持

为了让清华经管学院的改革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钱颖一主动积极地构建与媒体的关系，通过媒体让社会更好地了解学院改革发展的思路和举措。从2010年开始，学院每年召开“新年媒体茶话会”，在他担任院长期间共召开了10次, 其中还有一次是外媒专场。

在每一次茶话会上，钱颖一院长都亲自介绍一年来学院的主要发展情况以及学院的改革构想。他也因此和许多知名媒体人成为莫逆之交。从书中收录的多篇他在媒体茶话会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坦诚、热情和睿智的学者与管理者。钱颖一还注重与校友的沟通联系。在他任院长期间，校友或校友协助联系的捐赠就达数亿元之多。他推动学院出版“学院年报”，加强与校友的盛情联络。

2016年年底，他以十多年前的一项研究获得了首届中国经济学奖。吴敬琏先生在颁奖仪式上这样评价他：“这些年来，钱颖一忙于清华经管学院的院务管理，这无疑减少了他用在经济学上的精力，但我们收获了一位教育学家。”在中国，我们确实需要更多这样的教育家。

《财经》杂志的主笔马国川先生曾经评价说，钱颖一先生是一位“有自己的见解、有独特气质的教育学家”，并且分析了他之所以能够从一位经济学家转变为教育学家的三个重要原因：

一是他有着非常丰富的海外一流大学的教育教学经历，使他站在一个较高的位置来审视中国教育问题；

二是他具有深厚经济学专业素养，能够用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经济学语言和分析问题的框架、方法研究教育问题；

三是他深度参与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积累了大量的改革经验，把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式、方法、思路引入教育体制改革。但我认为，最为重要的原因，还是他的理想主义的教育情怀。

感谢钱颖一先生为中国教育的思与行，也感谢钱颖一先生用他的满腔热情、聪明才智，为中国教育贡献了若干深刻的思想和一个精彩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