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名真正的黑客，让微软高管睡不着的人
在外人看来，他绝对是一个狂热的偏执狂。
他拒绝使用手机，因为手机的硬件和软件不自由。
他只使用龙芯电脑，因为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从BIOS、硬件驱动到操作系统，100%都是自由软件的电脑。
当他的粉丝请他在一本书上签名时，他说：我不签，因为这不是自由图书。
他的衣着服饰，头发胡子，都在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
他说：软件的自由，关系到人类的自由。
他就是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一生追求自由软件的人。
MIT 545号楼9层是AI实验室，这里的人头发不洗，胡子不刮，对外界事情不管不问，沉迷于计算机世界。
这群人可以一连36个小时坐在终端前，探索计算机的极限，等到实在太累了，就找个舒服的地方倒头便睡。
他们编写了实验室的几乎所有软件，并且以鼓捣各种新玩意儿为乐。
他们自称黑客， 只要发现某个系统或者软件不爽，他们就“黑”一下。
70年代并没有专有软件的概念，软件源码可以被任意复制、修改，这给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温床。
正在读物理博士的理查德·斯托曼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并沉迷于其中。
他发明了新的“开锁术”，解救被教授们囚禁的电脑终端。
他看到施乐打印机经常卡纸，就找到源码，修改了控制程序，在打印机卡纸的时候给用户发送一条通知消息。
作为一个很少社交的宅男，和很多和自己类似的人混在一起，理查德·斯托曼心满意足， 他甚至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
“我总会因为各种原因，有那么几个月的时间没地方住。这期间，我就住在人工智能实验室里。我一直觉得那里很舒服，冬暖夏凉。”
进入80年代，国防部门用于计算机科研的经费减少，大学和实验室开始转向私人投资，成立商业公司。
MIT AI实验室的黑客们公司一个一个被雇走， 开发私有的商业软件。
黑客社区变得支离破碎。
外边的世界也发生了巨变，大家意识到：可以通过开发、销售软件来赚钱啊！
这其中野心最大的肯定是Bill Gates，他梦想着以后每一个桌面上都有一台电脑，每个电脑中都运行着从他这里购买的软件。
最初，Bill Gates 给牵牛星计算机开发了一个Basic语言解释器，然后四处巡回演示，销售赚钱，但是他发现，很多计算机爱好者根本就不买他的软件，全靠互相拷贝。
Bill Gates 怒不可遏，他立刻写了一封公开信，谴责这种小偷行为：
"你们当中的许多人都盗窃别人的软件。硬件是一定要付钱的，而软件却成了要共享的东西。有谁会在乎编写软件的人是不是得到了应有的报酬呢？"
这时候大多数商业公司开始停止分发源码，开始版权限制。
当理查德·斯托曼再一次想修改新版打印机的软件，添加功能的时候，他被告知：不能获得源代码了。
他有些迷茫：是像Bill Gates那样加入专有软件的世界，不再互帮互助； 还是继续自己的黑客道路？
前者可能让自己发财，后者将会非常孤独，因为需要一个人去对抗全世界。
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很多同事们妥协了，他们签署了保密协议，“皈依”了专有软件。
理查德·斯托曼说：“结束职业生涯之时，当我回顾那些建造围墙、隔离大众的岁月之时，我会感到我的一生是在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糟糕！”
所以他选择后者，选择自由，成了最后一名黑客。
自由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
理查德·斯托曼必须像上帝创世纪那样， 从头构建起整个计算机世界，才获得纯粹的自由。
他必须写一个自由的操作系统，在操作系统之上，还得有命令行、图形界面、办公软件、游戏、邮件服务等。
这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庞大工程，如同珠穆朗玛峰，高耸入云。
为了保持自由世世代代传承下去，理查德·斯托曼认为：
“所有的软件，不但可以自由分发，自由修改，更关键的是，修改以后，还必须是自由的，不能封闭变成专有软件。”
这就是GPL的核心思想。
正是因为GPL的演绎产品也必须是GPL的，批评者认为GPL是传染性的“病毒”，商业软件公司尤其担心，怕被“传染”，微软的CEO鲍尔默，公然把采用GPL的Linux称为毒瘤，直到纳德拉上台后才有改观。
理查德·斯托曼发挥了黑客抖机灵、甩包袱的强悍能力，把它称为Copyleft，和Copyright 针锋相对。
他把要写的操作系统命名为GNU，这又是典型的黑客风格：GNU is Not Unix。
在开始开发之前，他从MIT辞职， 因此MIT永远无法对他的作品提出版权主张， 但是大度的人工智能实验室依然让他呆在那里，使用那里的计算机。
“我提出[支付租金]，但他们说不值得费力去收。”
为了在开发GNU的同时养活自己，他每年工作两个月，做计算机顾问，时薪260美元。
1984年初， 万里长征正式开始， 一开始他就碰上了一个大问题：没有自由的编辑器。
那就自己写一个吧，这就是大名鼎鼎的GNU Emacs。
有了编辑器，但是没有编译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VUCK编译器也不想变为自由身， 那就从头儿再写一个吧，这就是GCC。
80年代后期，斯托曼每周都工作 70～80 小时，编写 GNU 工程中最基础的那些自由软件。
辛苦的工作，让他双手剧痛，无法容忍，他不得不雇佣一名打字员来完成编码，后来斯托曼开始换用一种按键更为轻松的键盘，这才免去了请打字员录入的麻烦。
GNU软件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喜爱，以至于理查德·斯托曼不得不提供了一项邮寄服务：任何人只要付150美元，他就可以把GNU Emacs磁带邮寄给他。
越来越多的人受到自由软件精神的感召，加入到理查德·斯托曼软件行列，在GNU工程中开发包括GNU C library, bash等著名软件。
到了90年代初期，GNU的项目列表基本完成，只差一个重要的东西：操作系统内核。
GNU项目计划的内核叫做Hurd，但是这是个难产的内核，直到2001年才能稳定工作，距离被人们正常使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值得庆幸的是，不用再等Hurd了，因为Linux横空出世。
Linus Torvalds 在赫尔辛基理工大学听过斯托曼关于GNU的讲座，受到他的影响，在 1992 年使 Linux 成了自由软件，GNU系统终于完整了！
GNU项目发展到了巅峰，但是，这也是分歧的开始。
为什么斯托曼不先做操作系统内核， 而是跑去折腾那些操作系统上的工具呢？
这是因为斯托曼认为：一切都是自由的，想开发OS内核，没有自由的编辑器和编译器怎么行？
而大家很喜欢这些工具，迅速移植到了各种Unix版本和其他操作系统上，GNU开发者的精力都被放在维护组件的移植和新功能上，而无暇顾及缺失的操作系统内核。
Linux黑客则和GNU黑客之间不同，他们是实用主义者，从专有软件时代成长起来，完全不回避使用专有软件。
比如Linus就公开承认是微软PPT的粉丝，斯托曼觉得这简直是大逆不道！
Linux从开发方式上和GNU工程也大为不同，雷蒙德的《大教堂与集市》做了非常精彩的总结 :
“GNU 程序就是“教堂”，它们都是有计划地修建而成的宏伟的黑客精神的纪念碑，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Linux则更像是一个“嘈杂的大集市”，它是在 Internet 去中心化的松散组织结构中开发出来的。”
Linux的开发方式更加先进，这才是未来。
相比火热发展的Linux，GNU Hurd 的举步维艰被做了无情的批判，给斯托曼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口。
大家的注意力全被Linux所吸引，而忽略了GNU项目的贡献。
斯托曼说：“请不要把整个操作系统叫做Linux， Linux只是内核，操作系统还有很多软件，GCC, GDB, Emacs..... 他们都不是Linus开发的，而是GNU的志愿者开发的， 请尊重我们的工作，称呼操作系统为GNU/Linux。”
但是有多少人会这样称呼呢？
1998年，雷蒙德等人认为“Free”这个词在很多场合造成误解，他们提出了一个对商业市场更友好的词：“开源” （Open Source） 。
新的开源协议出现，允许软件修改以后封闭源代码，供商业使用。
这给斯托曼的伤口再撒上了一把盐。
开源软件开始获得商业公司的支持，就连曾经自由软件运动的宿敌——微软公司，也投身到开源软件的开发中，甚至公开了自家公司产品的代码。
开源社区蓬勃发展，高质量的开源软件层出不穷，数量之多远超GNU工程。
如果是普通人，可能就顺势下坡，从自由软件教主变成开源软件教主，继续接受全世界的膜拜。
斯托曼毫不妥协，他坚持认为“不自由是罪恶的，所有软件都应当自由”， 他批判某些人把GNU的精髓抛在一边，去迎合商业用户，这些人把盈利凌驾于自由之上。
但是，他的声音被声势浩大的开源浪潮淹没了，他成了一个边缘人物。
其实，开源软件运动的成功，就是斯托曼的成功。
没有几个人真正在乎“自由软件”和“开源软件”的真正区别，他大可以放下执念，摘取开源运动成功的果实。
但他没有， 他拒绝和开源软件有任何瓜葛，他依然高举自由软件的大旗，四处宣传，奋力前行。
斯托曼今年已经68岁了，一直视金钱和名利为粪土，一生都去践行自由软件的理念。
他做的事情不被理解，甚至被人认为“傻”，但他也绝不动摇。
这就是知行合一的典范，这就是真正的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