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0万人间接死亡：新冠之外的次生健康危机
但更多的灾害与死亡发生在确切的数字之外。因医疗资源挤兑无法及时入院的急诊病人、医院感染而被无限搁置的手术和化疗，乃至疫情封控下增长的抑郁与自杀……如同核心的洋流与数公里外的暗流，它们与新冠病毒无关，又密切联系。
新冠疫情以来，多少人在病毒感染的焦点之外遭遇着疫情的“余波”？他们的身体与心理受到了哪些影响？
大流行之下的“超额死亡”
600万，这是3月8日在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WHO）办公大楼中展示的全球新冠病毒累计死亡病例数字。而这一数字的增长远未结束，新冠病毒依然在持续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
与新冠感染逝者数量同期上涨的，还有因大流行对全球医疗卫生系统的冲击，而引发的间接死亡人数。为度量新冠大流行在全球引发的直接与间接死亡，世界卫生组织使用“超额死亡”这一概念进行建模估算[2]。计算结果显示，2020年1月1日到2021年12月31日的两年间，全球与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相关的超额死亡人数高达1490万。
以全球往年平均死亡人数为基线，可以看出从疫情初期发展至今，与新冠相关的死亡人数从初期的接近300万到负数，再到后期攀升至近1500万。其中的负值意味着，因初期各地的封锁政策，交通、户外等意外事故的发生概率降低，从而拉低整体的死亡率。
如果以超额死亡减去新冠死亡人数，我们就可以得到大流行所造成的间接死亡人数，截至2021年底，这一差额数字已经高达949万。
在世卫组织的计算中，全球67.9%的超额死亡集中在印度、俄罗斯等10个国家。以印度为例，当全球通过社交媒体的信息流，目睹着从印度各地传来的源源不断的求助时，其不堪的公共卫生条件、失序与混乱的医疗救治，都让人们对疫情引发的诸多次生灾害产生担忧。目前印度官方统计与报告的死亡人数为48.1万，而世界卫生组织预估的印度超额死亡人数则高达474万。
这些间接死亡从何而来？诸多次生灾害以何种形式威胁着新冠之外的普通人的生命？
医疗系统不堪重负
一个大规模爆发的传染病，在极短的时间内涌现大量的病例，患者集中前往医疗卫生体系进行诊治，必然会造成医疗资源的紧张甚至崩溃。这也就是应急管理科学领域所说的“医疗资源挤兑”[3]。
而当新冠病毒席卷全球，从门诊、急诊到住院，整个医疗体系的各项正常医疗服务都负担沉重，医疗资源挤兑状况十分普遍。
最直接面临病人的“急诊”首当其冲。在一项涉及意大利71家医疗机构的调查中，相比较2019年同期与2020年初，2020年2月下旬各医院急诊外科手术接诊患者人次下降将近一半，而此时正是意大利疫情首次爆发的时期。2020年美国急诊入院人数整体下跌32%，其中慢性呼吸道疾病入院降幅最为显著，慢性阻塞性肺病入院人数约仅有2019年的1/3。
“急诊”之外，“门诊”通常代表着其他慢性疾病和常规创伤。有关中国门诊接待的统计数据显示，尽管自2019到2020年医疗卫生机构的床位数从880.7万增长到了910.1万，但全国门诊接待人次总量却下降了9.8亿。
医疗系统在疫情中遭遇着什么？接诊量为何大幅度下降？
一方面新冠占据了大量医护人员资源，许多医院人手匮乏。美国疫情严峻之下，匹兹堡大学医学院重症监护学教授道格·怀特（Doug White）称：“每个人，无论你是心脏病发作、肾衰竭还是胆囊疾病，你都要与新冠患者争夺同样稀缺的医护资源。”[4]
而这一过程中，由于防护物资的供应紧张，医护人员又往往面临巨大的职业暴露风险。仅在疫情爆发后的4个月内世界卫生组织就已收到140余万例医务人员感染新冠病毒的报告，这几乎占当时全球感染数的10%[5]。医护人员的困境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医疗资源的紧张。
另一方面，防控政策之下医院面临着严格的接诊量限制，部分医院的正常门诊却被压缩甚至停摆。即使恢复正常运营，患者也由于对风险的种种担忧而选择不去医院，医院的正常营收在疫情下持续遭受冲击[6]。
国内一项针对316家医院运营状况的调查显示，94.1%的医院在疫情期间出现现金流同比下降，其中76.6%的医院下降幅度超20%[7]。一边是接诊量下降带来的营收锐减，另一边是不断增长的防疫成本，双重夹击之下医院这一疫情中的风暴眼，走在了压力层层的艰难道路上。
而在医护艰难、救治延误的背景之下，真实的苦难正在发生。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21全球结核病报告》显示，全球范围内已经连续十五年持续下降的结核病死亡人数，在2020年首次增长，由138.6万升至147.7万。
死亡人数上升的另一端是确诊人数的下跌。在近些年结核病确诊数持续攀升的背景之下，2020年的数字陡跌130万，从2019年的712万降低到581.8万。新冠大流行导致许多医疗机构的结核病医疗服务受到阻碍而中断，确诊患者在获得救治方面面临诸多挑战，而据该报告估计，目前仍约有 410 万人患有结核病却尚未被诊断或报告[8]。
英国的一项癌症防治研究数据也表明，相比疫情前，疫情爆发后英国接近45万癌症患者无法开始癌症诊断和治疗，而患者当中等待治疗时间超过6周的人数增长10倍以上。疫情封锁之下，原本正常的诊断和治疗变得异常艰难[9]。
另外，置身全球视野中，受制于医疗资源的不均等分配，部分经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基本医疗公共卫生服务极为短缺，而新冠大流行让一切“雪上加霜”。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报告显示，在南亚地区，由于疫情下各国大幅度削减可用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开支，预估将导致2020年新增22万8000名儿童死亡，同时还将额外导致约1万1000名孕产妇的死亡[10]。其中巴基斯坦的新生儿死亡率相比2019年增幅高达16.5%，而斯里兰卡的孕产妇死亡率增幅高达21.5%。
欧洲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在新冠疫情爆发初始时提及，“我害怕不加遮掩的野蛮行径，但我更害怕温情脉脉的野蛮行径…他们（一些领导者）真正想要传达的信息是，我们不得不打破我们社会伦理的基本前提，放弃对老者和弱者的照料。”“我们不应对下列情形感到震惊：一些医院已经在对癌症患者做同样的事情，任其自生自灭。”[11]
无论是主动的政策抉择，抑或困境中难以避免的间接影响，新冠之外的多种疾病因为“不被看见”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全球精神健康海啸
“你的核酸结果异常”，当身体直面病毒时，检测工具根据化学试剂的反应结果，提醒着确诊者身体的异常。而当每一个普通人日常浸泡在疫情环境中，由此引发的心理危机常常不容易被看见。
科普作家莉迪娅·邓沃斯（Lydia Denworth）以“全球心理海啸”形容新冠带给人类的精神冲击[12]。除了确诊者承受病毒侵入身体的心理压力、死者家属咀嚼失去家人的悲痛，随处可见的封控区栅栏、出门时必须挂上耳朵的口罩、不时戳进口鼻中的棉签，疫情以各种形态弥漫在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处在持续的压力之下。
在英国国家统计局一项针对全国成年人抑郁症状的调查中，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具有中度到重度抑郁症状的成年人比例从10%上升到最高峰时期的21%。
从2020年3月到当年6月，短短3个月的时间内，英国成年人的抑郁症状比例从10%陡增至19%，此后持续维持在高位。2021年初，英国新增确诊人数开始以日均1万至6万人的速度快速攀升，而同一时段的抑郁症状比例也达到了21%的高峰。
齐泽克将人类在疫情时代的危机分为三层：医疗危机、经济危机与心理健康危机[13]。医疗与经济危机是显性的，心理健康危机则是泛在而更不可见的。它可能源于我们对新冠疫情本身的恐惧，也可能源于疫情重新形塑下的世界带给我们的不确定性、不安全感。
“这些天来，我有时真盼着自己染上这种病毒——如此以来，至少那个令人惴惴不安的不确定性会消失……我越来越忧心忡忡。”他如此形容新冠病毒为自己带来的不安。
除了不确定性，隔离封锁等防疫措施通过限制人们的人身自由，更直观地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健康。
极端封闭的物理空间挤压着人们原本的精神架构。学者皮萨列夫（Pisarev, O. M.）在研究封闭下人的精神状态时，曾提出“封闭的时空系统”的概念，指出当人们被剥夺自由时，常常伴随焦虑、缺乏安全感、冲动、疲劳与不耐烦等负面情绪[14]。而当封控延续，这些负面情绪无限积压，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随之浮出水面。
根据国内学者在2020年疫情初期对全国34个省份隔离人群的调查，相比于未被隔离的人群，隔离者在抑郁、焦虑、失眠等症状上的发生率均处在更高水平，出现急性应激症状的比例更是高出近6%。
而放眼全球，处于“封控”“静止”状态的人群不在少数。从2020年初湖北和意大利全国范围内的首次封锁开始，许多国家根据疫情态势陆续施行封控政策。2020年3月24日，印度全国13亿人被命令留在家中，成为大流行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封控。而在中国，有学者统计，从2020年第一季度到2022年1月，全国共有16个城市实施全面封锁，18个城市实施过区、县级封锁，更有109个城市在社区层级实施过社区封锁[15]。
世卫组织在今年3月份发布的报告提示，年轻人在疫情中面临着更高的心理风险，更可能有自伤、自杀等行为。除此外，女性、有精神病史者也是高风险人群。报告同时指出，广泛存在于医护工作者中的疲惫情绪正在增加这个职业的自杀率[16]。
根据中国学者对不同职业人群的心理状况调查，医护人员的焦虑症、睡眠问题比例均高于平均水平，其中35.6%的医护人员有广泛焦虑症，23.6%存在睡眠质量问题，高出企事业工作人员近11%。
“我觉得什么都做不了。”美国纽约的急诊科医生罗娜·布林（Lorna Breen）在电话里向家人说道。当时，她所在的医院急诊大厅挤满了插管的病人，急诊量达到正常情况下的三倍，因新冠病毒入院的患者有1/4死亡。
罗娜必须每天超负荷工作15个小时，密切关注呼吸机下病人的状态，但医院感染情况却越来越糟糕。在不堪重负去精神病医院休养11天后，她最终选择自杀[17]。
疫情之下医疗需求激增，医护人员又处在感染风险最高的一线，而当患者激增，医护个人的努力常常无法显著改善患者的就医难题。高强度工作、高感染率再叠加无法拯救患者的无力感，越来越多的医护人员不堪重负。
长期关注灾后创伤的哈佛大学精神病学家乔治·韦恩特（George Vaillant）曾经提出人们在心理创伤后的复原力，他将人比作一根新鲜、强韧、富有生命力的树枝，“当遭受外力时，这样的树枝会弯曲但不会断裂，它能回弹并继续生长。”[18]
而当疫情永远是“现在时”，病毒的波浪不知何时就会重新席卷而来，这种“永久的战争”状态也对人们的心理复原力提出了挑战。
结语
“病毒之外，也有人正在死去。”齐泽克在论及新冠疫情的持久性时说道[19]。他指出，我们不能寄希望于疫情终止的那一天，随着疫情逐渐成为这个时代的底色，在新增数字之外，还有着更多的疾病和需求。
这些需求正在逐渐被看见：6月13日，国务院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冠病毒核酸采样质量管理工作的通知》，强调“采样人员的调配使用尽量不挤占正常医疗资源，以保障人民群众看病就医需求”。
当视野放大，看到延迟入院的病人，看到普通人群的精神健康危机，我们才能看见原属于自己的、病毒之外的日常生活，从疫情灾害的“异常”中建构出新的“平常”。
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