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网民对三孩政策态度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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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三次生育高峰，如今孩子却少了
全球范围内的生育率不断下降，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人口领域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二战结束后，随着政治环境逐渐稳定和经济的恢复发展，世界各国曾经历过一个短暂的生育高峰，也就是战后“婴儿潮”。像现在人口面临负增长的韩国，从战后恢复期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总和生育率也达到了6.33的高水平。
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生育率水平的逐渐下降成为了整体趋势。
由于各国有着差异化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制度情况，在具体生育率水平转变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非同步性。
就我国而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总和生育率曾一度达到6.7的高水平。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人口总数为6亿多人，这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广为人知的“四万万人口”严重不符。
这一时期，我国的人口发展速度远超过社会和经济发展速度，若不加以控制，则会导致较高的失业率和犯罪率，威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所以我国的人口生育政策也由最初的“鼓励”，逐渐转变为“节制”生育。
“二五”计划明确提出倡导“节制生育”，要求计生部门、卫生部门协调工作积极宣传“节制生育观念”。
不过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人口总数有所降低，荒灾结束后，还出现过一次补偿性生育高潮。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62—1970年间，我国人口增加了1.57亿，这也是我国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高峰。
面对过高过快增长的人口总量，我国先前推行的“节制生育”，逐步转变为“有计划的生育”，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全面开展。
1978年，“实行计划生育”第一次被写进了宪法。
到1980年底，逐渐发展为“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0年的2.6%左右下降到1980年的1.2%左右。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此前在“第二次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了生育年龄，因此这一时期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出现了回升，9年净增达到了1.43亿。这是我国人口增长的第三次生育高峰。
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断加强和完善，80年代人口的高出生率得到控制，并持续稳步下降。
计划生育政策的好处很明显。
对家庭而言，主要是减少了抚育多个子女的家庭开支和抚养费用，可以把资金用于提高生活质量。
而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可以使人地矛盾得到缓解，人均耕地和粮食供给相对保障。而且由于新生人口数量的减少，国家投入到新增人口的资金占比也会减少，国家资金快速积累的同时，还可以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教育、医疗等行业，提升人口质量。
不过，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带来了如生育率低下、老龄化加剧、劳动力短缺、性别比失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进入到21世纪，从允许“双独二孩”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孩”，我国试图通过政策体系和机制，来引导生育行为与政策预期接近。
然而，尽管“二孩政策”的渐进式放开使我国总和生育率有了回升趋势，但人口数量涨幅不大。从2018年起，我国人口增量呈现出了“跳崖”式递减。
今年的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预估只有1.3，再创历史新低。2021年5月31日提出了“三孩”政策。
从“双独二孩”到“三孩生育”，经过十年循序渐进的调整，我国包容性生育政策的转型取向愈发迫切。
“三孩”政策的目标何以实现？
计划生育作为一种紧缩性的人口生育政策，是国家根据特定时期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发展情况，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而采取的关键举措。
而现在宽松化的人口生育政策，则是当前我国人口生育观念转变、人口结构老龄化下的必然选择。
很显然，三孩政策的出台，旨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并促进生育率的提升，那么这种政策目标何以能实现？
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我国首次提出了“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这是对未来5年人口变动趋势的回应，也为未来的生育政策定下基调——包容性。
如何理解包容性？
首先，包容性理念进入公共政策领域，发端于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包容性发展。
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包容性发展与单纯追求经济的增长不同，而更强调共享发展成果，维护社会的平等和公平，保护弱势群体，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则可以解读为均衡性、全面性、长期性和可持续性。
人口发展的“均衡性”，不仅体现在人口自身要素的相互协调，也需要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及资源等要素之间的相互匹配。
在我们惯常的印象中，生育政策是仅针对生育数量的规制和限定，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计划生育政策。
但实际上，生育政策议题的牵涉层面十分广，不仅包含了对生育环节的规划，也涉及生育前、生育中以及生育后相关环节的配套规划。
生育政策的确应是“全面性”的政策：需要在经济、社会、文化、产业、资源、环境等国家运转的综合战略中，充分考虑与人口相互作用，实现人口与外部要素的协同发展。
这是我国多年人口计划生育施政经验的总结——经历了几十年的漫长演变，现在我国的生育政策，已经发展成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单项政策等各效力层级、各地方性规定的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等的规范综合体。
而生育政策的“长期性”，则体现在前瞻预警性上：通过预测潜在的人口问题，及时调整应对措施。
而只有被充分论证、符合经济发展的国情、适应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生育政策才具有“可持续性”的能动力。
因此，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意味着生育政策不仅对生育数量的问题有呼应，也需要关注生育权利、生育文化、生育环境及其变迁等方面的内容，将生育与养育、教育、婚姻家庭等给予整体性的通盘考虑。
比如，此前生育政策的对象主要局限于已婚育龄人群，特别是对育龄妇女——育龄妇女一直被期待担负生育控制的主要责任与风险，而男性和社会其他人群，则基本不被关注。
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意味着要突破单纯限制妇女的身体和生育行为的局限，以全人群为规范和服务的对象，更多通过大力推进男性的生育责任的承担。
比如，设置男性产假和男性护理假等，营造性别平等的政策氛围，重视男性生育权益的维护。
进入21世纪，我国生儿育女的约束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不断型塑着我国民众的生育观念，传统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观点，已经逐渐被“优生优育”取代。
需要关注构建与社会经济相符合的新型婚育伦理，激发适龄年轻人的正向生育意愿，避免形成“不敢生、不愿生、不想生”的社会思维定式。
此外，现在生育行为的方式也有了新的变化，不再只是单一的婚内自然生育，已经延伸到未婚生育、辅助生育、无性生育等多种形式并存的阶段。
因此，生育政策还需要直面社会现实，尽可能涵括多种情况，努力建立健全相关的政策规定。
“三孩 + 配套”真的利好吗？
今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公布。
《决定》在“组织实施好三孩生育政策”中提出，取消社会抚养费，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
“社会抚养费”制度诞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是严格的限制生育政策的产物，意图通过经济手段来影响公民的生育意愿。
当前，我国人口发展的战略目标是要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控制人口过快增长、进入新世纪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人口发展目标是不一样的。所以，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的确不合时宜，需要及时废止。
自三孩政策宣布以来，全国多地都陆续修改了计划生育条例，延长生育假期，意在加码生育福利。
现在大家常说的“产假”，其实是产假和生育假两者相加的天数。
最近多地调整的计划生育条例，主要就是对生育假进行了调整，大部分省份将生育假由过去的30天延长到了60天。
例如，11月26日，北京市通过了关于修改《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
修改后的条例规定，女方除国家规定的产假外，享受的延长生育假由30天增加至60天，加上国家规定的98天基础产假，女性产假增至158天，男方享受陪产假15天。
湖北、安徽、山西等省份也有类似的最新规定。
那么，延长产假真的是“利好”的政策吗？
早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宋治平就提议延长女性产假至3-6年。提议一出，便引起了广泛热议。
争论焦点主要在于，过短的产假不利于女性的身心恢复与子女照顾，而过长的产假所造成的劳动力损失，又会使女性在就业市场上面临更大的歧视。
国际劳工组织（ILO）一项关于产假的研究报告指出，产妇和新生儿在产后二至六周面临着较大的健康风险。
在英国，47%的女性报告产后至少出现一种病症，最为常见的产后问题包括感染、贫血、抑郁、背痛和极端劳累。
必须承认的是，休产假的确有利于母亲恢复分娩对身体的消耗，调整睡眠，关注自身和婴儿的健康状态，以及从心理上调整适应新的人生角色。
从这个角度来说，休产假对女性来确实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生育支持。
然而，职业女性兼具了母亲和劳动者的双重角色，这也意味着，女性面临着生育与就业的双重冲突。
而且，受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以及“女性更适合照顾小孩”等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大多数女性在生育时难以获得的配偶的帮助，甚至出现“丧偶式育儿”的困境。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就曾经说过：“Anything looks like a favor to women would be used against them.”
翻译过来就是：任何看起来像是对女性的特别优待，最终都会反过来制约她们。
已经有研究表明，如果女性休产假时间太长，会导致就业市场上的性别歧视加剧；同时，母亲脱离职场太久，对女性人力资本的积累也会造成负面影响，使女性更容易面临“职场天花板”。
说的悲观一点，其实，休假的激励措施，对职业女性而言谈不上是优势或者激励，只是对本来就愿意生育家庭的小福利。而三孩政策及其配套制度，不应限于此。
破除生育困境，道阻且长
从关注度来看，三孩政策一出台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
通过百度指数搜索关键词“三孩政策”，搜索指数（PC+移动）显示，2021年5月31日政策发布以后，该关键词的搜索立即出现峰值，高达51096。
同时，有关三孩政策的报道在政策发布后也引起强烈反响，从百度资讯关注和资讯指数显示来看，6月2日该指数达到峰值（2570314）。
不过，从网络舆情来看，三孩政策及相关配套措施陆续公布，网民的反馈并不积极。
有研究运用文本分析，对微博舆情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目前网民对于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评价，总体呈现出了消极和中性情绪。
其中，表达消极情感的网民，主要体现出结婚意愿低和对“少生优生”观的坚持。
而中性情感主要关注女性就业，即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以及小孩无人照料。
持有三类不同情感的网民，共同点是都会关注配套支持措施细则的出台。
从研究的词云分析结果来看，“政策、女性、国家、住房、房价、教育、老龄化、压力、保障措施、医疗、人口、家庭、老人、独生子女、生育、父母、二胎、工作、医疗、产假、成本、工资、经济、措施、幼儿园、男性、时间、生育率、就业”等热词均排在前列，这些也是网民针对三孩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最关注的问题。
高关注度的背后，是政策兼容性和系统性不够、配套支持措施未能落地、经济压力太大、无法平衡女性工作与家庭、无人照料小孩等多方面的问题和诉求。
现在，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是世界人口发展的大趋势，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出台过生育限制政策。
也就是说，单纯考虑生育限制的政策因素并不足以解决问题，三孩生育政策落地的真正痛点在于，“能生”并不等于“想生”或者“敢生”，而需要触及更深层次的问题。
☉社会抚养费公示
当前我国民众低生育意愿的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制度变迁、人口政策等方面，都有复杂又深刻的联系。
生育问题之所以复杂，是因为这既是一个关系到经济社会系统的宏观问题，同时又是一个微观问题。
因为生育政策有效实施的最终着力点，还是得落在家庭的生育行为上，需要对家庭的生育机制有深入的理解，以便拿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孕育、生育、养育、教育是连续又互有交叉的“四大阶段”，必须有时间、经济、服务、就业“四大支柱”的支撑，以及生育友好型社会氛围的助力。
人口是经济社会系统中最基础、最活跃的因素，适度生育水平是维持人口良性再生产的重要前提。目前来看，我国要破除生育困境，提高生育率水平，优化人口结构，还面临着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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