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0字解读改变命运的3种策略，有感于吴晓波《激荡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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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4 23:34
接下来结合这套书，来聊聊大家都很感兴趣的话题——那些成大事的人都做对了什么，具体内容包括两部分：决定个人命运的三大因素和普通人改善命运的三种策略。
1、趋势
1978年，我们国家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个体经济、乡镇企业、国企改革、外资引进，整个社会生机勃发，各种之前难以想象的大胆尝试此起彼伏。
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才有了“傻子”瓜子，才有了义乌小商品城，才有了可口可乐进中国，才有了大众与上汽合资生产的桑塔纳轿车，才有了健力宝，才有了北京中关村的四通、信通和联想……
1983年1月12日，邓小平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体制外的小人物才能开始在品鉴中胆怯的摸索，才有机会成为这个国家的财富阶层。比如日后成为中国首富的刘永好兄弟，比如日后将万科打造成地产企业标杆的王石，都是在这个背景下起航的。
1997年，国务院开始对房地产“松闸”。开春，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取消建筑行业的48项“不合理收费”。4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以“特急件”的方式将《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试行办法》发往各商业银行，各项住房贷款政策开始试行。到1998年7月，国务院取缔党政机关的福利分房政策，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同时，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这一系列政策，直接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复苏，中国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地产热，无数财富故事在这个领域中演绎。
潘石屹1997年在北京开发的SOHO现代城，原本销售萎靡，他除了在公司内天天喊口号，无计可施。结果在房地产新政的东风下，“风水”突变，从11月20日开始，SOHO现代城的销售嗖嗖地上涨，最高的一天卖了17套，成交额3000万元。
所有这些企业和个人的发展，都被历史的巨轮所推动，都是借着趋势的力量，才能乘风破浪。
国家政策引发的社会变化趋势，是决定一个人命运的第一个关键因素。
而趋势本身，其实不仅仅是由国家政策和社会动向带来的，还可能是科技带来的。
1991年，互联网的龙卷风，开始从美国刮起，很快刮到中国，掀起科技狂潮。
1997年1月初，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生张朝阳创办了他的网站爱特信ITC，后来在1998年2月他“克隆”雅虎，创建搜狐，10月他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50位数字英雄”。
这年6月，26岁的丁磊在广州创办了网易公司。2003年，丁磊被英国人胡润和刚进入中国市场的《福布斯》，放在当年中国首富的位置上，他成了第一位来自互联网的中国首富。
这年10月，29岁的软件工程师王志东领导的四通利方获得了650万美元风险投资，这是中国互联网获得的第一笔风险投资。年底，四通利方宣布并购北美网站华渊资讯网，并更名为新浪网。日后，它成为中国网络界影响力最大的第一新闻门户网站。
2005年8月5日，号称全球最大中文搜索引擎公司的百度在纳斯达克上市，首日挂牌股价高达120美元，以破天荒的高达354%的涨幅创造了美国股市213年以来外国公司首日涨幅的最高纪录。李彦宏一夜之间成了拥有9亿美元的富翁，百度员工中身家达到1亿美元的有7个，1000万美元的有100多个，而这些人中，很多都是大学毕业才三四年的年轻人。
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到，科技所带动的产业发展趋势，更为持久，也更为平民化，能让更多非显非贵的普通人参与其中，赚到令人难以想象的金钱。
2005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这本书中，基于这种现象，表达了他的观点：柏林墙的倒塌、互联网的崛起和开放源代码运动共同创建了一个“平坦”的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景观，使过去与权力和财务中心无缘的人得以直接参与赚钱和制造舆论的活动——只要他们有能耐、有胆识、有宽带连接就行。
从1997年开始，互联网的浪潮就一直澎湃，从未停止它滚涌向前的趋势，马云、马化腾、刘强东、傅盛、雷军、宿华、张一鸣、黄铮……数不尽的互联网富豪在各个领域诞生，也有数不尽的工程技术人才随之“暴富”。
这就是趋势的力量。
作为个体，想要更高的薪水，想要在固定工资之外赚到更多的钱，想要有朝一日飞上枝头变凤凰，把握趋势，可以大大提高成功概率。
2、出身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两个农业文件，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
1979年2月，760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军返城，就业问题成燃眉之急，中共中央、国务院迅速批转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中国经济，就此开启了民营化道路。
时年42岁的年广久，在安慰芜湖，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原本出身穷苦，是个文盲，7岁开始在街巷捡烟头挣钱，9岁做学徒经商，十几岁接过父亲的水果摊开始持家。后因“投机倒把罪”入狱，出狱后为了维持生活，炒起了瓜子，不想瓜子特别好吃，慢慢出了名。这一年，他给自己的瓜子起了个名字，叫“傻子瓜子”。后来年广久被邓小平提到过三次，他也被誉为“中国第一商贩”。
1983年，当了几年工人和政府公务员的王石，决定去深圳实现自己的梦想。在蛇口街头闲逛时，发现了泰国正大集团的玉米储仓储，找到了商机：正大饲料厂因为没有内地的运输指标，无法从东北直接进玉米，只能把从美国、泰国和东北买的玉米，转道香港再运到蛇口。王石通过自己的关系找到了广东省海运局，解决了运输问题，当起了玉米中间商。从1983年4月到12月，不到一年的时间，赚了300多万。然后，他成立了主营进口专业视频器材的“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这就是日后中国最著名的房地产公司万科的前身。
张瑞敏是所谓的“老三届”，中学毕业之后进入工厂当工人，后来又调进青岛市家电公司工作。1984年，35岁的张瑞敏被派到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器厂当厂长。他去这家“青岛日用电器厂”，是集体性质的合作工厂，生产过电动机、点糊涂、民用吹风机、小台扇、洗衣机等，质量低劣，没有销路，总体上讲，这家工厂，是个年份久远的烂摊子。张瑞敏上任后的第一个决策是——退出洗衣机市场转而生产电冰箱，工厂的牌子也被更换为“青岛电冰箱总厂”，后来这家工厂一次次更名，最后定名为“海尔”。
1986年，张朝阳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同年考取李政道奖学金赴美留学。1993年底张朝阳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继续在MIT从事博士后研究。1995年底张朝阳回国。1997年1月初，张朝阳拿到了MIT实验室主任尼葛洛庞帝教授（互联网经典著作《数字化生存》一书的作者）和MIT斯隆商学院爱德华·罗伯特教授投资的22.5万美元，创建爱特信（ITC）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家以风险投资资金建立的互联网公司。1998年2月，张朝阳克隆“雅虎”，推出“搜狐”产品，并且把爱特信更名为搜狐公司。
年广久、王石、张瑞敏、张朝阳，不同出身的四个人，踏着时代的节拍，创建了不同的企业，用不同的方式，积聚了颇为可观的财富。
年广久绝不可能成为张朝阳来创建搜狐，张朝阳也成不了王石去做房地产，王石很难变身张瑞敏去生产冰箱，张瑞敏自然也难以成为年广久去卖瓜子。
因为他们彼此拥有迥然不同的家庭出身、教育出身和职业出身，这三大出身，使得他们能够把握的机会、能够调动的资源大相径庭，最终就使得他们只能结合自己的出身，走出最适合自己的创富道路。
我们这些普通人也一样，很难凌空一跃小鸡变凤凰，你只能立足于你的三大出身来谋发展，它们可能在某一时刻助推你扶摇直上，也可能在另一时刻拖着你坠落陷坑。不管怎样，出身影响甚至决定了你能赚到多少钱。
3、运气
1979年，以首钢等8家试点企业为首，以“放权”为主题的国有企业改革拉开序幕。从这一年开始，国有企业及集体企业的管理层，和管制企业产权的各级主管部门，展开了将近二十年的拉锯战。
1998年，一手创办科龙品牌的潘宁，一直在全国各地奔波考察，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理由地被宣布“辞职”。起因是几年来潘宁试图说服政府把股份释放给管理层。被“辞职”后，潘宁没有做任何解释，移民加拿大，不问科龙事，彻底退隐。
2000年10月，春兰董事会发出公告进行改制，向经营层和万余名员工配股。陶建幸认为春兰改制符合中央政策，结果却见光死，2001年初被否决，到2002年无疾而终。
自1998年以来，因为健力宝产权的分歧，李经纬和三水市政府领导班子之间势同水火。2001年7月，市政府决定卖掉健力宝，并且不能卖给李经纬团队。2002年1月，三水市政府把健力宝卖给了浙江国投。签约仪式后的第9天，李经纬在家中突发脑溢血，后长住医院。
很多很多的企业，产权清晰化的命运，都和科龙、春兰以及健力宝类似，数不尽的国企企业家，在产权清晰化的道路上，命运多舛。如果不是有特别的运气，结局多半会染上悲情色彩。
朱江洪是格力的创办人。1991年，格力还是珠海一家濒临倒闭的电扇小厂。1996年，格力电器上市，格力空调则从这一年起连续11年产销量和市场占有率均居行业第一。但格力电器在资产上属于珠海特区经济发展总公司，其治理架构和科龙完全一样，朱江洪为集团的副董事长和上市公司的董事长。随着潘宁、李经纬等创业家的相继离职、陨落，朱江洪深感体制之困，多次要求重新梳理集团与上市公司的资产和管理关系，但体制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市场预测朱江洪将成为“潘宁第二”。
2005年6月6日，中国股市跌至冰点。上证指数8年来首次失守欠点，停留在998.22点。但幸运的是，否极泰来，在跌无可跌之时，市场迎来了被定义为“中国股市的第二次革命”的股权分置改革。在证监会的主持下，大批公司进入了股改程序。
这一年，1945年出生的朱江洪，已临近60岁，逼近退休大限，眼看格力体制改革无望了。
谁料，神奇大逆转来了。
2005年9月，格力电器启动股改方案，珠海市政府组织一个班子专门到深圳、北京和上海等地考察并拜访持股的证券公司，每到一地，基金经理提出的第一个问题都是：“朱江洪还能留任吗？”有人甚至直言：“格力股改的具体条件我们不太感兴趣，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朱江洪能不能不走。”就这样，来自资本市场的压力拯救了格力和它的创业者。
2006年8月，朱江洪被任命为格力集团的董事长、法定代表、总裁和党委书记。
朱江洪的这段惊险经历，能够化危为安，全靠“运气”。他所处的趋势，他的出身，与很多国企创业者都差不多，但随机出现的股改，基金经理的几句话，出乎意料地改变了他的命运，最终导致他的终局，无论是个人财富和社会地位，都和其他的国企创业者有了天壤之别。
运气虽然不可捉摸，但它就是起到了这样的关键作用，在人人都未曾预料之际，深刻地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趋势、出身和运气，深刻影响着一个人的命运。
那么，作为出身一般、没什么社会资源的普通人，该做些什么，才能改善自己的命运呢？
对应影响命运的三大因素，我也从《激荡三十年》中找到了三种改变命运的策略：
选择比努力重要
聚力影响圈
为可预见的事情做尽可能充分的准备
1、选择比努力重要
王石在改革开放之初，南下深圳，倒玉米赚到第一桶金，成立“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继而倒外汇，后来转入房地产，每一个选择，都踏在时代的节拍上，都是顺势而为。
丁磊和张朝阳选择进入互联网，分别克隆“雅虎”，创建网易和搜狐，一个后来成为第一位互联网首富，一个曾被评为“全球50位数字英雄”，他们也都是看到了互联网的浪潮，合身扑上，踏浪而舞。
个人像一叶扁舟，趋势像奔涌的河流。融入趋势，顺流而下，就可以事半功倍，远至千里之外。
我们想要有所作为，改善自己的命运，创造更好的未来，就应顺应时代趋势，选择到水多的地方挖井，通过改变自己的位置，提升成功的概率。
比如从1990年代开始，电信行业开始快速发展，到90年代后期，呈蓬勃之势，那1997~2002年毕业的大学生，进入华为这样的通信设备公司或电信、移动这样的运营商，那就能享受到行业的红利，获得很好的成长和回报。
再比如2013年开始，4G普及，短视频元年开启，秒拍、美拍、小咖秀、快手、抖音等相继出现，那在接下来那几年里，一个人跨入这个领域，无论是做研发，做编剧，做导演，还是做运营，都可能随着行业快速发展。
这就是产业发展趋势对个人职场发展的带动，你选择对了产业领域，即便才华一般般，也可能比那些选错的高材生有更多的回报和更好的未来。
2、聚力影响圈
1977年，高考制度部分恢复。1978年，高校招生恢复全国统一考试，高考制度全面恢复。无数青年，迎来了改变出身因素中教育出身的机会。
在辽宁沈阳铁路局当工人的马蔚华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21年后他出任招商银行总行行长。
杭州出生的张征宇考上了北京工业大学（现北京理工大学），读到博士毕业，1987年自创公司，做出第一代PDA掌上电脑“商务通”。
广东罗定县的陈伟荣、海南五指山的黄宏生和广东惠州的李东升，考进了广州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他们是同班同学，日后三人分别创建了康佳、创维和TCL这三家彩电公司，极盛时，三家公司彩电产量占到全国总量的40%。
这些风云人物，都抓住了高考这个机会，改变了教育出身，进而又因教育出身改变了职业出身，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教育出身，处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影响圈内，是我们三重出身（家庭出身、教育出身和职业出身）中最容易改变的那个，从它出发，用最小的力量，可以撬动最大的未来。
就三重出身来讲，处在影响圈内的，不仅仅是教育出身，还有职业出身。我们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候改变自己的职业，一旦成功转型，最近的履历就会覆盖以前的职业经历，帮助我们刷新自己。
我个人曾经从电信设备的售后技术支持工程师，转型做软件开发工程师，后来又转型成为职业规划师和图书作者。每一次转型，都创造了人生拐点，改变了命运轨迹。
实际上，影响圈是一个模型，可以纳入出身这样宏大的因素，也可以纳入沟通、编程、写作、反馈、辅导、英语、跑步、绘画这样具体的技能，宏大还是微小并不重要，关键的是，面对命运，我们要停止抱怨，从那些自己可以改变的因素开始，扩张自己的能力边界，持之以恒地积聚一点点的成功和成就，进而影响命运的方向。
3、为可预见的事情做尽可能充分的准备
朱江洪和格力命运的转变，由非理性的运气促成。运气具有随机属性，很难掌控，绝对不可依赖。如果一个人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运气上，那多半会走向“什么都不做”，最终导致无所作为。
我们应该像在可预见的事情上，尽早做好准备。
1988年，柳传志开始考虑自己与企业的关系。当时的联想是中科院计算所的全资国有企业，柳传志没有变动资本性质的方式。
这一年，出于联想业务发展需要，他决定去香港办一家贸易公司，这个时候，他引进了私人合资者吕谭平，组建了产权清晰的香港联想，1988年6月成立。后来，香港联想担任了联想的资本操作平台。
接下来的几年里，柳传志就一直在为联想的股权清晰而努力。
1992年，柳传志申请将公司脱离计算所的管辖，直接纳入中科院名下。
1994年2月，联想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柳传志乘机提出一个“股份制改造”的方案。按此方案，联想资产的55%归国家所有，45%归员工。这个方案在中科院通过，但被财政部和国有资产管理局打回。
柳传志退而求其次，提出了红利分配的方案：65%归中科院，35%归员工。在这部分，中科院有完全的决定权，很快同意了这个方案。柳传志进而又将35%的分红权进行了明确的分割：1984年的开创者占35%，1986年之前加入公司的占25%，1986年之后的占40%。
2000年，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35%的分红权又在柳传志的努力下变成了股权，联想的资产清晰百转千回，终于水到渠成。
柳传志是很有远见的企业家，他早早预见了将来可能发生的产权问题，他提前布局，及早准备，避免了潘宁、李经纬等人的结局。
这种做法，放到我们的职场发生和人生道路上，也是一样的。
比如一名男性软件开发工程师，他一定可以预见得到，娶妻生子之后，时间、精力等都会不如年轻人，难以长时间持续996的工作，那他就应当及早准备，采取深耕精耕某个技术方向建立个人标签，组合产品思维、项目管理、领导力、辅导、演讲等形成综合竞争力等等策略，让自己在年龄见长后可以用更好的思维、更高的高度、更全的视角来保持自己的竞争力，避免去和年轻人拼体力。
就个人发展来讲，有很多很多的变化和趋势，实际上从现在就可以预见到，比如我们会变老性价比会下降，比如所处的产业会衰退，比如工作岗位竞争会越来越厉害，比如孩子的成长会需要我们更好偶的完善自己，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做，只等未来到来的时候，寄希望于“运气”降临，让自己纵身一跃就做好所有准备，搞定各种困难。
这绝不可能发生。
今天我借着《激荡三十年》，聊了决定我们命运的三大因素——趋势、出身和运气，并且给出了改变命运的三大策略——选择比努力重要、聚力影响圈和为可预见的事情做尽可能充分的准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最后，强烈推荐读一读《激荡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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