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史最疯狂一幕：豪赌50亿美元

“Go big or go home. ”是美国人的一句习语，经常会在赛场上听到，NBA球迷应该很熟悉，翻译过来就是“要不变强大，要不滚回家”。在1960年初期的计算机行业，IBM正站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

凭借刚发布不久的能彻底替代穿孔卡片分析机的1401大型机，IBM本可以在市场上轻松躺赚两年，但总裁小托马斯·沃森（Thomas J. Watson Jr.）还不想“躺平”，他从父亲手上继承到这一职位已有四年。

整个行业发展正在加速，但IBM却进入平台期，增长放缓，公司两个计算机部门的“内卷”竞争让产品线变得混杂，而最新产品线的竞争壁垒并不高，这些危机感让他催促手下的IBM高管通过更大的产品创新来提升营收。

彼时，计算机厂商的产品线互不兼容，客户要升级到新机器时，很容易改用其他厂商的产品：基本每个产品都有自己的ISA、软件堆栈、I/O系统和利基市场（分别针对小企业、大企业、科研应用）。各种主机需要量身定做操作系统，兼容性、系统升级等操作无从谈起，定制化系统所耗费的大量人力、财力甚至会超过主机本身。

很快，经过副总裁文森特·利尔森（T. Vincent Learson）等人来回争论后，最终敲定他们需要开发一种系统，以简化产品线、降低研发成本，提高竞争力。沃森也希望能尽早淘汰过时的晶体管计算机，要求着手研制由集成电路组成的机器。

但让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这几乎是一个让IBM搭上全部身家性命的抉择。

在日夜兼程制造新机器的四年里，IBM总计为新机器的研发投入了50亿美元（按购买力计算，相当于今天至少400多亿美元），是他们一开始预估费用6.75亿美元的7.4倍。其中，45亿美元用于建造新设施以及购买和租赁设备，最头疼的软件系统花了5亿美元，是一开始3000万美元预算的近17倍，而系统研发最终耗费了大约5000人年（指5000人工作1年或500人工作10年的工作总量），而此前介绍过的具有450万行代码的Windows NT系统不过才花了1000人年。

其中，最多时有2000名顶级工程师参与了软件编写，最终写出了百万级代码量的操作系统。当然，以现代眼光来看，写一个类似的软件似乎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也根本用不到上千人，但在当时绝对开创了先河。

这个新机器就是IBM System/360，为了制造这一庞然大物，IBM不可避免地走了不少弯路。它让IBM的开发资源、运营流程和商业战略经历了一场彻底的洗礼，在技术不稳定、执行混乱、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形下摸着石头过河，以一种他们自己都未曾想到的创业方式，踏上了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式的冒险之旅。

幸运的是，IBM的“豪赌”大获成功。在回忆录里，小沃森称这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最大、最富冒险的决策和最辉煌的胜利”，这场胜利让这家企业蜕变成真正的“蓝色巨人”，在整个行业独领风骚至少二十年。领导开发System/360系统设计和工程实施的弗利德利克·布鲁克斯（Frederick Brooks）等人也因此获得了图灵奖等极高声誉，其技术创新和影响决定了数十年的计算机历史进程。它也被视为美国迄今最伟大的三大商业成就之一，与福特的Model T汽车和波音的首款喷气式客机707齐名。

“Go big or go home. ”听起来是道二选一的选择题，但对勇者而言，选择往往只有一个：干就完了。IBM奋身一跃，就此掀起计算机史上的一场滔天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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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机器的野心

1960年代初期，计算机的存储容量与运行速度增加了10倍，有效性能由此提高100倍，但这超出了软件设计人员的驾驭能力，机器之间互不兼容是普遍现象，软件技术几乎止步不前。

当时，IBM共有八款晶体管计算机和一些真空管计算机，还有六款晶体管计算机正在开发中，但它们的内部结构、处理器、程序设计软件和外部设备不尽相同，功能和性能也不同，一款计算机对应一个系统，无法扩展或升级。

互不兼容带来了两大弊端。一方面，这严重制约了计算机厂商的生产力。大部分工程师不得不做没什么技术含量的重复劳动，比如把一台磁带机设计出来后，技术人员必须做同一台磁带机与各种机型匹配的大量改造工作。

另一方面，这让客户的使用体验极其糟糕。当客户想换机器时，不仅需要更换机器本身，还需要更换外部设备，重编程序。尤其当时大部分程序是用汇编语言编写而成，移植工作量很大，而且即便把程序移植到性能快一倍的机器上，实际速度却不会增加多少，还需等厂商的技术人员来做专门匹配优化。总之，费时、费力又费钱。

小沃森得知，IBM的现有产品还能在市场上挣扎两年，因此必须在两年内推出高增值的新产品才能在竞争中大幅领先。而在利尔森看来，坐以待毙确实是一种风险，他性格强硬，执行力和好胜心极强，在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关注如何将新产品推向市场，所以当决定要做新产品时，他会雷厉风行地将其推行下去。

在公司内部，还面临着一场部门间的暗斗，由于最新的1401在市场上大受欢迎，一些工程师团队比较抵触开发更庞大的计算机。同时，正在研发中的机器还有IBM 8000，但刚刚担任这一团队工程经理的鲍伯·伊万斯（Bob O. Evans）认为，8000的设计自始至终都没有将科学应用和商业应用结合起来，因此要求暂停该产品的研发，现在应该要做相互兼容的新机器，还提议未来所有系统采用最新的固态逻辑技术（SLT），使IBM的机器更具竞争力。

但这遭到了领导设计8000系列机器的布鲁克斯团队的反对，他认为，重新研发新机型意味着至少还要花两年时间才有结果。好几个月争论不休，有一次伊万斯甚至给布鲁克斯打电话，悄悄提到后者要加薪，但后者说了几句感谢的话后，伊万斯直截了当地说这事跟他没关系。

于是，利尔森引入了第三方部门的高级工程师杰瑞·哈达德（Jerrier A. Haddad）分别研究了他们各自的提议，最终哈达德建议采用伊万斯的方案。在争论六个月后，8000项目于1961年5月停止研发，这让布鲁克斯团队感到心碎了一地。

布鲁克斯还在为8000项目的失败耿耿于怀。不过，让他惊讶的是，伊万斯随后主动要求布鲁克斯负责制定计划以开发兼容的新机器，伊万斯展现出的胸怀让他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两个工程团队开始合作，在新机器路线上做出了重大贡献。

IBM内部逐渐达成一个共识。1961年10月，在小沃森的拍板下，利尔森召集了代表系统编程、研究工程和开发的特别委员会SPREAD，将他们关到一个旅馆，限令在年底前提出一个新产品线研发总体方案。

经过两个月的综合研判，1961年12月28日，一份有长达80页的文档《处理机产品―SPREAD工作组的最后报告》诞生了，也就是System/360计算机系统的总体方案。布鲁克斯在一次专门会议上解读了报告的重点内容:

• 需要一个单一的、兼容的机器系列，涵盖现有最小内存的机器，例如可能低于1401到功能最强大的7094型机器。事实上，报告对兼容性的范围表达了质疑。

• 新机型的目标不应该仅仅是取代1401或7000系列，而是要开辟一个全新的计算机应用领域。当时，这些机型和新产品线之间的兼容性并不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为新机器出现的最初时间表已经被延长了好几年。

• System/360必须同时具有商业和科学应用。这是一个艰巨的双重任务，因为商业机器可以接收大量的数据，但却没有多少处理能力，而科学机器只能处理相对较少的数据。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决定新生产线上的每台机器都将配备不同大小的内存。此外，新机器将提供各种最新技术特性，如“浮点计算”、“可变字长”和“十进制指令集”，以处理科学和商业任务。

• 信息输入和输出设备以及所有其他外设必须有“标准接口”，以便各种类型和大小的外设连接到主计算机。这也成为新生产线的一个重要特征。

尽管这次报告的反响并不好，但没有真正的反对意见。当时《报告》估计，System/360操作系统将不得不花费1.25亿美元，而当时他们每年的编程支出不过在1000万美元，所有人都意识到这是一项黑洞式任务，所有资源都可能会被它吸走。

在方案实施和管理机制上，工作组提出了一套详尽的管理和监控机制，确保管理层和部门经理能监控项目的各方面进展。

为了让工程师有充分的创新空间，在设计和工程实施中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方案还将体系结构的定义和实现分开。比如地址格式和数据格式这种事关全局的工作不可轻易更改，而像“微编程”这种来自研究部门的新技术，如果工程师有更好的方法实现同样功能，可以进行替换。

总之，从“360”这个命名就能看出新机器的野心，IBM要为用户提供全方位无死角的服务。新机器要同时支持科学计算、商业应用和信息处理，让一套程序运行在所有系统上。所有机器都使用标准接口，以此取代市面上的所有计算机，包括IBM现有的“各自为政”的八款机器。

但这毕竟是书面规划，在真正实践中，这个极其宏大的目标充满各种意想不到的陷阱，让他们像在一个满是沼泽地的无人区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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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着石头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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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赌5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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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时代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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