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 我们真的别无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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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戈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疫情防控政策？

新冠疫情至今，全世界已有四亿八千八百万人确诊，六百一十四万人死于新冠病毒。情况最严重的美国累计有八千万人确诊，九十八万死亡。

（数据来源：牛津大学和全球变化数据实验室合作创建的“通过数据看世界”数据库。Our World in Data，网址：https://ourworldindata.org/。以下来自该数据库的资料只注明Our World in Data）

而在最早发现新冠病毒的中国，由于政府迅速采取了科学有效而又得到严格执行的疫情控制措施，绝大多数人民除了在疫情爆发初期和最近爆发的奥密克戎变体引发的“第五波”疫情时期以外，都得以享有免于感染恐惧的自由，保持着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学习节奏。第二波和第三波疫情对中国的冲击极小，而第四波（德尔塔）疫情只冲击到我国的局部地区（西安最为严重）。目前的第五波疫情虽然对吉林省、上海和香港影响甚大，但并未波及全国，仍在可控范围之内。

 （数据来源：Our World in Data）

由于本文要讨论的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当下问题，所以就省去诸多理论层面的讨论，先开宗明义地抛出我自己的观点，然后再逐一加以简要而明晰的论证。

首先，我国在奥密克戎变体出现之前采取的动态清零政策是十分正确的，其正确性已经被结果所证明。如果其他国家在2020年都采取了类似的政策，新冠可能早就得到有效控制了。正是因为美英等国在疫情早期的不作为，才导致疫情的大规模蔓延，为各种变体毒株的出现人为制造了条件。即使如今要讨论调整防疫政策的问题，也必须明确地肯定这一点，而不是鼓吹从一开始就应采取所谓“群体免疫”式的躺平政策。实际上，英国政府自己也在提及“群体免疫”之后几天就完全否认自己打算推行这种政策，而英国议会2021年的调查报告也严词批判了英国政府在疫情初期较为宽松（但并不是“群体免疫”）的防疫政策，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公共卫生政策失败”。鲍里斯·约翰逊恐怕也想不到在遥远的东方至今还有他的支持者。

其次，那么，在传播力更强、隐蔽性更高的奥密克戎变体出现之后，动态清零政策是否应当适时调整，代之以更加灵活宽松、对人民正常工作生活和社会经济常态化运转影响更小的政策？目前改变现行动态清零政策的主张主要是出于两种理由，一是别无选择，即认为奥密克戎的超强传播性使得精准防控变得不可能，大量无症状感染者的出现使得围绕就诊者而展开的排查变得不全面、不彻底，由于做不到一百分就等于零分，所以不如躺平。另一种是毫无必要，即认为奥密克戎虽然传播性超强，但导致疾病的严重性比原株和之前的变体都弱，而且主要是上呼吸道感染而不是肺炎，跟流感差不多。用这么大的代价来防流感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另外还有一种辅助性论证，就是说别的国家都放开了，也没出什么事儿，比如“英国日新增20万，人民生活如常”，“越南已跟上世界的脚步，实现了与病毒共处”。值得注意的是，在早先的各轮疫情（比如郑州疫情、西安疫情）中，主流的声音都是指责地方政府防疫不利，未能有效执行动态清零政策。当地政府应该向上海学习，你看人家上海的精准防控做得多么到位。而到了上海面对疫情考验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声音却是主张放弃清零。这本身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但不是本文的关注点。在下文中，我将回答：（1）真的别无选择？（2）真是毫无必要？（3）躺平，真的没事儿？

第三，由于新冠疫情的全球性，不同国家和地区基于其各自的宪法结构和政治选择已经做出了不同的回应，这些回应的后果也都经受了后果的检验，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可以省去我们试错的成本。对于那些已经被活生生的生存考验证明为错的选择，我们无法再出于价值观上的认同来加以肯定。对于那些在疫情的某个阶段取得成功效果的选择，我们也可以看看其在奥密克戎变体出现之后是否仍然有效。在下面的部分，我就借助这些域外经验和教训以及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对第五波疫情的情况来回答上面的三个问题。

▍真的别无选择？

其实，以“别无选择”为理由而做出的选择在疫情初期就有国家尝试过了，这就是英国。这种选择在2021年的英国下议院调查报告中被定性为“一种宿命论的政策导向”（a policy approach of fatalism），其特点是“试图管理而不是封锁感染”。该报告十分严厉地指责这种以“群体免疫”为目标的政策选择是“彻头彻尾的公共卫生政策败笔”，导致英国错失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期。

实际上，就连提出“群体免疫”的英国政府自己也知道这种“适者生存”“自生自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政策是会引起众怒的，所以在提出之后不久就撤回了，并且迄今为止在无数场合否认自己试图搞过“群体免疫”。不过英国议会显然没有被话术所蒙蔽，认为鲍里斯·约翰逊内阁在疫情早期的确是把“群头免疫”作为政策目标。

2020年3月12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在一次电视讲话中呼吁每一个英国人都要“做好失去至爱的准备”。整个讲话的基调是认为试图完全消灭新冠病毒是不可能的，疫情会是长期的。与其徒劳无功地付出巨大代价去消灭病毒，不如一开始就尝试与它共存。对此做出更系统阐述的是英国政府的首席科学顾问帕特克·瓦兰斯爵士，他说新冠疫情会长期流行，严厉的防控措施在几个月内可能有效。而一旦这些措施被取消（在他看来也势必会取消，因为任何国家都无法承受长期采取这些措施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成本），疫情又会卷土重来。过早采取严厉措施会导致人们的“行为疲劳”，丧失警惕性以及应对疫情再次暴发的能力。他还引用了一个看似非常科学的概念，叫行为疲劳，即如果一开始就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那么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就会产生疲劳感。之后如果类似的情况再次爆发，人们对疫情的敏感度就会明显减弱，对防控措施的接受度也会降低，使得控制变得越来越难。鉴于新冠病毒在年轻的、健康的人口中只会引起不严重的症状，政府应当把脆弱人口（比如70岁以上的老人）保护起来，然后让其余的人照常生活。直到大约60%的人口都感染过新冠病毒，就会形成群体免疫。

此计一出，便引起全球医学界几乎一致的批评。耶鲁大学病毒学家岩崎明子认为正常人的思路都是通过疫苗获得免疫，而不是通过感染可能致命的病毒来获得免疫。只要做一下简单的算术，60%的人口感染才能形成群体免疫，就英国而言，这个数字是3689万。按照当时一般认为的致死率（1.4%）来估算，这便意味着52万人会因感染新冠而丧生。此外，超过五百位行为科学家签署联名信，质疑“行为疲劳”概念的科学性，要求英国政府公布决策依据。之后，英国政府很快否认采取群体免疫策略，英国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在3月15日便澄清说：“群体免疫不是我们的政策目标”。

英国的策略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策略，体现的是一种适者生存的观念。在哈佛大学工作的英国流行病学家比尔·汉内奇说：“你认为是谁去照顾被‘保护’起来的老人？训练有素的长臂猿？照顾他们的正是那些你认为应当放养出去感染病毒的那些人。”这个政策只说要保护老人，但却没有考虑到相应的配套措施来真正保护这些脆弱人口。

公共卫生领域的基本常识是，当疫情已经开始变成大流行的时候，延缓疫情的蔓延是当务之急，只有这样才能使新增病例处在医疗卫生资源足以应对的限度内，不至于造成“挤兑”，这就是防疫领域常说的“拉平曲线”的意义。每个国家都应当采取公共卫生学提出的标准措施，包括普遍检疫、追踪确诊病人的接触史、采取隔离措施、关闭人员聚集的公共场所、禁止大规模聚集、并提供保持个人卫生和社交距离的指引。但在世界各国都开始采取这些措施的当口，英国突然提出（并迅速否认）了的“群体免疫”策略，背后的原因是英国多年来一直在削减国民医疗系统（NHS）的经费，裁减人员，导致英国的公共卫生资源严重不足，即使确诊病人大多也被要求居家隔离，危重病人无法获得急救，被迫放弃治疗。

尽管如此，面对疫情爆发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想要躺平的英国政府实际上完全无法躺平，不得不针对自己的不作为所引发的严重后果而做出间歇性的应激反应。英国政府先后于2020年3月26日、2020年11月5日和2021年1月6日三度实行全国性的“封城”。在第一次“封城”的前一天，女王在议会通过的《新冠法》上盖上了玉玺，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针对新冠专门立法的国家。

英国防疫措施时间线

但这种以躺平为目的、以被动回应为例外情形的策略十分失败，使英国变得“两边不讨好”，并且导致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到目前为止，英国的累计确诊人数已经达到两千一百三十万（占英国总人口的32%），死亡人数达到十六万六千人，其中最近一周的日均死亡人数是224人。显然，“群体免疫”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许多感染过新冠的人再次感染，包括查尔斯王子。英国最近采取的全面取消防疫限制的策略，只是面对第五波疫情而表现出的另一次“认命”。但它显然并没有“好好的”。而且，由于有了大规模感染人口作为病毒的“培养皿”，变异病毒和重组变异病毒在此不断滋生，给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带来危险。比如新冠病毒最早的变种毒株阿尔法就产生于英国，而最近出现的重组变体毒株XE也产生于英国。重组变体毒株是指一个人同时感染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变体，这些变体的遗传物质在感染者体内完成混合。XE就是奥密克戎BA.1和BA.2的混合。这种重组毒株的传染力远高于现在的奥密克戎，世卫组织已将其列为新的值得密切关注的变体。

（数据来源：Our World in Data）

宿命论所铺成的道路是一条不归路。现在的无能为力是过去无能为力的延续和累积。一旦躺平，再难站起。而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一个国家面对病毒的躺平不仅会陷本国国民于危境，还会对其他国家（包括作为抗疫优等生的国家）造成危害。

▍真是毫无必要？

在奥密克戎变种出现之前，韩国的防疫政策主要是“检测、追踪、治疗”三步曲，即接触者追踪、社交距离措施和确诊者隔离，这在奥密克戎变体流行之前本来是颇为有效的。但为了紧跟欧美国家的脚步，韩国政府在今年年初放松了防疫限制，加上奥密克戎的影响，今年2月之后，韩国每天的新增感染者人数都保持在10万以上，最近几周更是保持在30万以上，最高的一天达到62万人（3月17日）。到3月30日韩国总确诊人数到达12774956人，已经接近韩国人口的四分之一。累计死于新冠的人数达到15855人，绝大多数死亡发生在最近一轮的奥密克戎变体爆发期间。最近一周的日均死亡人数是330人。

（数据来源：Our World in Data）

韩国案例给我们的启示是：（1）首先，韩国一直采取审慎宽松的精准防控策略，而且完全疫苗接种率（两针及以上）居世界首位，但在奥密克戎变体流行开来时却出现失控。这不是说明打疫苗没用，而是说明在疫苗普及率尚未达到接近百分之百之前，放松疫情控制会导致病毒的广泛扩散，直接“找到”尚未接种疫苗的脆弱人士，就像敌军找到了防线的薄弱环节，因此导致短期内的大量死亡。（2）其次，短期内出现的大量重症和死亡个案不仅挤兑着医疗资源，还挤兑着丧葬服务。最近，韩国政府要求全国火葬场和殡仪馆“扩容”，从每天火化约1000具遗体提高到1400具，殡仪馆也被要求存放更多遗体。（3）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原因是受到欧美防疫政策的“启示”，韩国过早地放松了为防疫目的而实施的行为限制，比如聚集人数限制，也放弃了大规模检测、积极追踪密接、确诊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严格隔离等措施。韩国国内的防疫专家指出：过早放松防疫措施是向国民传递错误信号，导致自律性防疫措施松懈，将医疗机构推入险境。

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在当下的第五波疫情期间，香港的医疗资源不堪重负。但依靠中央的统一部署和内地其他地方的援助，香港已度过最危险的阶段。在疫情最严重的阶段，香港出现了单日新增确诊76341人（3月2日）、单日死亡294日（3月11日）的惨状，这对一个总人口759万的城市来说是触目惊心的数字。

现有的大量数据都表明疫苗接种率与新冠死亡率之间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接种率越高死亡率越低。香港的数据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而且由于其采用的疫苗是我国内地也普遍使用的科兴以及我国企业上海复星与德国公司BNT合作生产的复必泰，前者是注射后不良反应和副作用较小的灭活疫苗，后者是副作用较大的mRNA疫苗，所以香港数据对我们更有参考价值。根据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的一项研究，无论是科兴疫苗还是复必泰疫苗，注射第三剂加强针后的防重症防死亡率都高达97%以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统计数据也表明，在死亡个案中，有七成没有接种疫苗。

 （数据来源：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防疫网站，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pdf/death_analysis.pdf）

但疫苗也不是万能的。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项研究表明，就美国范围内而言，死亡率最高的州大部分是疫苗接种率最低的州，但反过来说则不一定，比如北达科他州的疫苗接种率属于全美最低之列（54.6%），而死亡率也属于最低之列（全部奥密克戎感染确诊者中的0.24%）。缅因州的疫苗接种率属于最高之列（78.6%）,但死亡率也属于最高之列（0.75%）。该研究指出：“奥密克戎比德尔塔更要命”。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包括疫苗品牌，比如美国疾控中心发现完成强生疫苗（一种重组腺病毒载体一秒）接种的人比注射辉瑞疫苗（mRNA疫苗）的人有更高的死亡率。但无论注射的是何种疫苗，重症和死亡率都远低于未注射疫苗者。因此，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恐怕要到人口构成、老龄化程度、医疗资源分布等社会经济条件中去寻找。

（数据来源：https://www.wbur.org/news/2022/03/29/omicron-surge-mortality-death-comparison）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几个初步的结论：（1）提高疫苗普及率，包括加强针普及率，是在疫情大爆发的情况下降低重症率和死亡率的有效手段；（2）但即便是在疫苗普及率很高的情况下，也不能放任病毒扩散，因为极高的感染率会导致那极少数未接种疫苗者以及少数完成疫苗接种者面临危险。道理很简单，如果只有1%的人口感染，病毒很可能找不到那些接种完疫苗后自身免疫系统仍不足以抵抗病毒的极端脆弱人士。但如果有10%的人口感染，那些极端脆弱人士被感染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上海疫情至今无一例重症，除了归功于疫苗，还要归功于严格防疫措施下感染者人数受到控制。

▍躺平，真的没事儿？

前面两部分的论述其实已经表明：客观地说，躺平不是没事儿，而是事儿大。但由于价值观的不同，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有事儿没事儿的主观判断不一样。

成本和收益的估算实际上是取决于价值观的，特别是宪法权利，因为它没有市场定价，所以说我们看重什么样的宪法权利取决于社会的价值观。我曾经翻译过是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卡拉布雷西写的《法和经济学的未来》一书，他也是一位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他在这本书中指出：社会愿意投入更多去拯救一个处在极端危险状况下的人，比如驾着小帆船试图横跨大西洋的疯子，而不是去避免会导致更多人死亡的周而复始的灾难，其原因是很明显的。因为前者具有非常高的可见度，可以在表面上证成“生命无价”这个命题，为政府迎来掌声和选票。而后者则不具有这种可见度：如果你预防成功了，灾难没有发生，人们就会质疑你乱花纳税人的钱；如果你预防失败了，灾难确实发生了，其后果则跟没投入成本去预防一样。所以做这种事情对政客没什么好处。

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在1968年的一篇文章“我们拯救的生命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中提出了人们认识的生命（identified lives）和统计意义上的生命（statistical lives）这一组概念。这在公共卫生领域是一种普遍现象：人们倾向于不计成本地去拯救一个有故事的、有清晰面孔的生命，而不愿花费更小的代价去为统计学意义上无面目的人口去改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这被称为“可辨识性偏差”。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用来治疗黑色素瘤的伊匹木单克隆抗体（Ipilimumab），在英国这是一种NHS覆盖的处方药，每延长一位病人的一年生命要花费42200英镑。但与此同时，英国在保守派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却大幅度削减了国民医疗保障系统的预算，导致在疫情爆发后无法提供普遍检测和防控。

我国宪法中所体现的价值观与资本主义国家有明显不同，人民的客观福祉而不是主观权利是党和政府为之服务的首要目标（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不保护公民的主观权利）。“保护人民健康”是宪法第21条确立的国家的根本任务之一，国家在防控疫情方面的积极义务以及相应的权力是我国社会主义宪法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正因如此，我国从疫情开始之时便采取了积极果断的疫情防控措施，始终坚持动态清零，极力避免病毒扩散，以保护每一位公民的生命和健康。这种防疫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使我国新冠确诊人数在第一波疫情之后长期保持在10万以内，即使在第五波疫情中有显著增加，但我国内地的累计确诊人数（23万多）甚至低于美国、印度、巴西、德国、乃至韩国疫情高峰时期的单日确诊人数，比如美国2022年1月3日确诊101万人，印度2021年5月6日确诊41万余人，巴西2022年2月3日确诊28万余人。我国累计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为4600多人，只略高于美国2021年1月27日的单日死亡人数（4102人）。中国经济在疫情期间也保持着增长势头，2021年的GDP增速达8.1%，进入口贸易额也有显著增长。虽然宏观经济数据不能掩盖许多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受到的冲击，但中央和地方已开始出台各种政策来帮助这些受到冲击的企业和个人度过难关，包括房租减免、贷款利率优惠、税收减免等等。

有故事的生命与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对普通人的不同影响被媒体巧妙地加以利用，这一点在《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三篇报道中得到鲜明展现。2020年12月30日，该媒体发表了一篇评论，题为《改变世界的25天：新冠疫情是如何在中国失控的》，其中写道：“中国最终不但控制了病毒，还控制了关于病毒的叙事。今天，中国经济高速运转，一些专家提出大流行是否已经拨动全球力量平衡向北京倾斜，偏向北京。”当时欧美各国正处在疫情和经济都水深火热的阶段，而中国不仅成功控制住了疫情，还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这篇评论面对无可质疑的统计学数据，表达了不服和困惑。

到了2022年1月7日，德尔塔肆虐于西安之际，该媒体又刊登了一篇题为《生活停摆、就医困难：西安病例清零背后的沉重代价》的文章，通过讲述有面目的具体普通人的故事来质疑中国的抗疫措施是否“代价太大”。其中提到的几件事情都是我们在其他媒体上也可以看到的，当时造成了巨大的舆情。比如“用于追踪密接并实施隔离和封锁的庞大健康码系统因流量大到无法处理而崩溃，导致居民难以进入公立医院或完成常规新冠检测等日常工作”；“西安一名怀孕八个月的女性因无法证明自己没有感染新冠，被迫在医院等待数小时后流产，许多人为此感到愤怒”。这些事情的确暴露出防疫工作中的某些值得改进的方面，但它们并不是“清零”必然会引起的，而是在追求清零目标的时候完全可以避免的。这篇文章将此类事件描述为清零的代价，显然是想带节奏，让读者对清零政策心生怨愤。不过，文章中也不得不承认当地政府迅速对民意做出了回应：“在一片哗然声中，政府本周为孕妇和急危重症患者开设了专门的绿色通道，让他们更容易就医。” 

2022年3月30日，该媒体又刊登了一篇评论，题为《分区封控下的上海：清零政策恐难持续，民怨渐增》。其中讲述的悲剧也是我们已经很熟悉的：“上周，一名护士哮喘发作，但未能在她工作的医院急诊部得到救治，医院说因为消毒无法接诊。据她的雇主上海东方医院发布的情况说明，家人马上将她送往另一家医院，但不治身亡。上周五，上海市卫建委官员对这名护士的家属表示慰问。官员敦促医院加快环境采样、接触者追踪和消杀，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正常医疗服务的干扰。”

这起事件的确向防疫工作的决策者敲响了警钟：动态清零是为了避免大规模感染致病造成医疗资源挤兑，但执行这一政策目标的过程中一些人为的原因却导致了新冠对医疗资源的独占，使得其他危重急症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这与政策初衷是背离的。但把矛头再次指向“清零政策”，显然是在利用人们无法对“统计数字中的生命”产生同情心的认知偏差。此类叙事很容易迎合已经因防疫措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的不便而充满怨念的人们的心态，从而有可能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是万众一心，还是民怨渐增，取决于政府如何引导舆情。当然，在不放弃清零目标的前提下，政策执行层面上的调整还是必须的。尤其需要纠正以清零为唯一考核标准的目标责任制，避免其导致的罔顾疫情以外的民生需求和基本权利诉求的官僚主义倾向。

▍结语

世上没有万全之策，我们都是在风险与不确定性之中来做决策。对于我国的防疫政策决策者而言，放弃目前的清零政策只能是真正别无选择之后的最后选择。因为躺平是最容易的事儿，但一旦躺平就一切听天由命了。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他们应该可以说：“我们尽力了。我们迄今为止的所有努力使数以十万计甚至百万计的同胞避免了因感染而死亡。他/她们不会成为煽情故事的主角，因为只有死者才会；他/她们也不会知道自己躲过了一劫，因为他/她们已经无惊无险地躲过了一劫；他/她们甚至不会进入疫情统计数据，因为统计数据不体现成功避免死亡的人数。但他们却是活生生的人，可能是你我的父母、兄弟姐妹或子女。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需要改变防疫政策，让我们一起翻开新的一页。”

但这一天尚未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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