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富先老”？这个产业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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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俊一

编辑｜林泽玲 常亮

题图｜123RF

春节假期，有人就地过年，有人张北滑雪，有人三亚冲浪。“浪”的方式各有不同，假期结束之后的“节后综合征”却不约而同：身体回到工位的打工人，灵魂仿佛还在外面“浪”，甚至手头的工作都难以聚焦。

这种“节后综合征”现象，早有研究者予以证实：当个体连续休假时间太长时，需要时间去重新熟悉休假之前的工作和任务，劳动生产率就会因此降低。

有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劳动生产率，大致在美国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也就是说，美国一个劳动力，能够创造相当于中国三四个劳动力创造的产值。这么大的差距，如何追赶？赶上又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以后能有更长时间休假去浪了？

效率越高，蛋糕越大

“浪”有很多种，去海边冲浪是一种“浪”，去内陆游乐园里的人工造浪池体验，也是一种“浪”：初阶玩家感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人造海浪就足够快乐，但中级以上玩家却可能嫌弃这种波浪过于单调，满足不了自己的需求。

波浪还能怎么变化？其实，造浪公司已经在借助工业软件如西门子的Xcelerator，打造“定制波浪”：不管马尔代夫还是里约热内卢，客户想要哪里的海浪，都可以去模拟。

让你更好地“浪”，只是工业软件切入的一个领域。在更多领域，工业软件早就在发挥着优化服务质量、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作用。

以长途出行必不可少的飞机为例：制造一架波音飞机，需要利用8000多种工业软件。其中只有不到1000种是商业软件，剩下7000多种都是波音的私有软件，沉淀了波音多年积累的飞机制造数据、经验与知识。

这8000多种工业软件就是“如何造出一架飞机”的智慧结晶。

产业链高效运转并进阶升级的秘诀，不仅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还在经营管理、运维服务等众多环节里。没有工业软件，大至飞机，小至玩具，都无法正常生产。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既与产业链占位高低有关，也与工业软件的水平高下、应用多寡有关。

据亿欧智库《2021中国工业软件行业报告》，中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基本都已经运用了工业软件来辅助生产和决策，即使是中小工业企业也大都应用了数种工业软件。

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什么离不开各类工业软件？

巧妇不可无米，但也不能无锅。从“米”变成“饭”，用老式柴火锅、电饭锅或高压釜，不同的“锅”，效率是完全不同的。

工业软件不是“锅”，但却可以让人对“锅”的操作更加精确、更有效率，让“锅”从工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

高技能人才也许能比普通人搬更多柴、烧更多火，但这些只是单人产能提升，无法提升整个生产线乃至整条产业链的效率。只有通过工业软件，沉淀多代工人的经验知识，提高各环节效率，才能让产业链随着人才升级而提升。

为什么提高劳动生产率很重要？

一言以蔽之：效率越高，赚钱越多。

据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2020年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17746元/人，比上年提高2.5%。公报中，定义全员劳动生产率为国内生产总值（按2015年价格计算）与全部就业人员的比率。

国家层面要统计劳动生产率，区域层面同样也在GDP增长之外开始重视劳动生产率。

河南省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在“2022年经济增长7%”之外，首次提出“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7%以上”的目标。

“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7%以上”意味着劳动者素质、企业管理和科技水平等方面的同步提升。一方面，高技能人才占劳动力比重进一步提升，人才为企业创造更多产值；另一方面，企业总产值提高，蛋糕做大，个人才能分到更多。

劳动生产率提高之后，增多的经济产出总会有一部分归于劳动者，所以劳动生产率提升是工资提高的源头。同时，资本厌恶成本上升，工资上涨也会促使企业寻求技术创新，想方设法降本增效，形成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倒逼机制”。

追赶西方百年工业积累

随着蛋糕越做越大，中国的GDP正在重回曾经的世界第一位置。

但古代的GDP世界第一，是没有工业基础、纯粹靠人口众多堆积出的第一。甚至康乾时期的GDP未必真能超过同时代已经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农业国的产出无法长期累计，当年就要消耗大半，无法成为长期存量财富；而工业国产出的厂房、产线、钢铁、舰船、铁路、电气等各类工业设施设备，却是能够逐年积累的存量财富。

西方的工业巨头，在各领域都有着超百年的积累，甚至进入中国市场都超过了百年。如1899年，西门子就修建了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第一座蒸汽发电机组；1908年，GE就建立了沈阳第一家灯泡厂。

西门子、GE、ABB等工业软件巨头，首先就是工业巨头。洛克希德、波音等军火、航空巨头，在工业软件细分领域也能独占鳌头。工业软件根本就不是互联网应用软件，其本质是工业品，来自“源远流长”的工业生产经验，需要长期的行业积累。

这不同于年轻的互联网软件：没有推特，我们可以自己开发微博；没有脸书，我们可以自己开发QQ。

西方国家在工业软件上的领先，也是因为早在18世纪就开启了工业革命，19世纪就基本普及了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超百年的工业积累，“无他，唯手熟尔”。

工业软件的雏形，也可以追溯到那个年代的穿孔卡片。

19世纪初期，纺织工业就靠穿孔卡片给织布机传达编织动作的指令；19世纪末期，穿孔卡片还被用在制表机上输入和存储人口普查数据；20世纪50年代的很多机床，也是纸带输入、磁带外存：想要编制程序，就得使用二进制的机器码给纸带穿孔；甚至现代，穿孔纸带仍然可以作为数控机床的控制介质得到应用。

从早期的纸带穿孔机到现在的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制造（CAM）、计算机辅助工程（CAE）、电子设计自动化（EDA）、制造执行系统（MES）、高级计划排程系统（APS）等诸多工业软件，欧美工业巨头最清楚自己工业发展中最需要什么，也更能有的放矢地去研发相应工业软件，借助先发优势抢占高端市场。

据统计，EDA 三巨头 Synopsys、Cadence 和 Mentor Graphics（2017年与西门子完成合并）占据了国内EDA软件80%以上的市场。在CAD领域，美国欧特克、PTC公司，法国达索系统公司和德国西门子公司在中国市场占有率超过90%。

以达索旗下的中端CAD 软件SolidWorks为例，代码量在 3000 万行到 4500 万行左右。天风证券估测，这些代码相当于3000-4500人一年以上的开发工作量。达索的CATIA等高端CAD 软件，开发工作量更是中端产品的4 倍以上。

这些软件的开发不仅持续了数十年，还通过超百万客户的反馈持续改进、迭代，与产业深度绑定。这就建立了一道后来者不容易跨越的壁垒。

差距确实有，但我国工业软件企业，也有“不急不躁”渐次超越的底气。

亿欧EqualOcean分析师邵雯梦认为，我国工业软件企业多以IT企业为主，与国外工业软件多由工业企业自主开发不同，原因就在于工业企业的软件研发积累不足。

不过，随着智能制造和互联网的发展，更多工业企业如宝钢、徐工，互联网企业如BAT，也在涉足工业软件领域，2021年工业软件领域数千万元及以上融资超20次。

工业软件企业，必须同时也是工业具体领域的“业内人”，基于深厚的工业生产数据与经验知识，知道业内真正的痛点，才能找准“提质增效”的切入点。目前，国内很多长期扎根工业的工业软件企业已经在崛起，并在一些特殊事件发生之后，借“国产替代”需求迎来快速发展期。

2010年，“震网”病毒攻击伊朗首座核电站布什尔电站的控制系统，直接导致2000多台采用西门子PCS-7控制系统的核燃料铀浓缩离心机失控炸飞。有信息透露，这起病毒攻击是由与伊朗敌对的某超级大国发起。

电力、石化等系统事关社会安全稳定，国产替代需求强烈。如面向炼油、石化、冶金、电力等工业领域提供自动化控制系统的中控技术，其集散控制系统（DCS）2011年以来连续多年市占率位居国内第一，目前市占率已接近三成。

中控技术目前可以提供上百款工业APP，在流程工业优化方面尤其积累了大量经验。中控技术还提出“信息化类软件”的分类概念，将传统的MES、EMS、QMS等软件以“平台+APP”的形式呈现，各APP 则全面支持 SaaS化的业务模式，正在从提供软件产品走向提供平台化服务的商业模式上。

实际上，我国软件行业的发展非常迅速。工业和信息化部1月24日公布的“2021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情况”显示，2021年，我国软件业规模以上企业超过4万家，累计完成软件业务收入94994亿元，其中，工业软件产品实现收入2414亿元，同比增长24.8%。

软件业务收入已经占2021年114.37万亿元GDP的8.3%，但软件业务中的工业软件收入占比仍比较低。工业软件，依然大有可为。

生产率不能无限增长

劳动生产率不能无限增长，因为资本投入存在边际效应递减，劳动力的平均学历水平最多也只能到本科、研究生，工业软件所能够提质增效的环节也总有极限。

据美国学者Emily Moss在2020年的研究，1995-2004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平均年增长超过3%，是二战后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阶段；但2004-2018年期间，单位小时的工作产出平均年增长率只有1.4%，是二战后最低的阶段。

而在日经新闻2007年的一项报道中，2002年日本的运输机械、原料金属等出口型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比美国高，但是运输、商业、水电煤气等更多产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一半，整体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约60％。日经新闻指出，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是当时美国各行各业中软件的普及率比日本高，并借此提高了生产率。

那么，问题来了——2004年之前包括工业软件在内的各类软件普及率更高的美国，为何在2004年之后，反而经历了二战后劳动生产率增长最低的时期？

Emily Moss给出的一种解释是，美国劳动力正在从生产率较高的行业（如制造业）向生产率较低的行业（如服务业）转移，从而拉低了整体的劳动生产率。

这一现象，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在1967年就将其描述为“鲍莫尔成本病”。当然，美国劳动生产率降低的原因很复杂，Emily Moss的解释只是一种可能。

对于中国来说，教训就是发展经济要避免脱实向虚，发展服务业要避免“鲍莫尔成本病”。

有识之士早就提出类似观点，2021年3月，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十四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产业政策转型白皮书》就提出到2030年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至少应保持27%以上的目标。

即便是服务业发达的上海，1月公布的最新数据也显示，2021年全口径工业增加值首次突破万亿元，达10738.8亿元，规模保持全国第一，坐稳最大工业城市王座。同时，上海工业总产值达到42014亿元，首次突破4万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上海主要工业行业都实现了正增长，这其中，智能网联汽车、高端装备、轻工消费品三大行业合计拉动上海规上工业增长8.1%。仅以汽车行业来看，2021年，上海汽车行业产值7586亿元，可比增长21.1%，其中整车产值4331亿元，增长35%。

汽车几乎是最为复杂的民用工业品。一家汽车主机厂往往拥有成百上千家供应商，需要强大的产业链整合能力。汽车产业具备制造业中最为先进的管理体系，一定程度可以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制造业水平，也是孕育各类工业软件的最佳“温床”。

工业软件的发展壮大，本就是制造业发展壮大的应然结果。

吊诡的是，上述美国劳动生产率降低的案例说明了一个现象：

假如“劳心者”是服务业，“劳力者”是制造业。那么，由于服务业的自动化水平远远低于制造业，很多脑力服务如智库咨询、研究报告等，标准化程度很低，无法大规模产品化——看似高档的服务业，其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反而不如制造业，只是少数从业者工资水平高于制造业而已。

为了维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防止“脱实向虚”之后的生产率降低，那么“劳心者”就不能过多。

而工业软件行业的进一步发展，还是要依赖于未来制造业持续占GDP较大比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口红利促进了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但近年来，老龄化加剧，年轻人往往不愿意进入制造业。工业、制造业，未来还能否维系GDP较大占比，并孕育出更多国产工业软件企业？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是改革开放后凭借劳动力数量、素质优势及“前三十年”打下的工业基础，进入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低端部分，并一步步跃迁进入中高端产业领域。未来，在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浪潮之下，几乎没有国家能够再重复中国的成功路径。

而且，中国的工业、工业软件领域，没有人口红利，还有其他红利。

一方面，由于中国整体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左右，巨大差距形成的张力，就是工业软件行业发展的一种“差距红利”。

另一方面，自2010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在500种主要工业品中，超过四成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2020年工业增加值31.3万亿元，占全球比重近三成。工业的巨大体量，叠加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步伐加快，也是工业软件行业发展壮大的“规模红利”与“时代红利”。

中国工业企业的崛起，往往都是在国际巨头环伺之下，借助国内巨大市场形成抵抗国际巨头的战略纵深，靠游击战、持久战，靠本地化优势，成功赢得国内市场，甚至拓展海外市场。

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拥有着工业软件企业成长的最好实验田。中国工业企业积累多年的隐性诀窍（Know-how）知识、工业大数据，也需要借助中国工业软件沉淀、梳理、应用，进一步提高中国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2021年已经有一大批工业软件企业上市或正在上市：中望软件（688083）、概伦电子（688206）成功登陆科创板，华如科技创业板IPO过会……

国产替代与数智化转型之下，数百家老牌、新兴工业软件企业中，跑出世界冠军可能仍需时日，跑出中国冠军，则是时代大潮下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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