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奎岭院士：现在的中国是对科技创新需求最强烈的国家！-技术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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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1年05月15日

正文共：6650字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丁奎岭有机化学家

丁奎岭院士

1966年3月15日出生于河南省永城市。1985年毕业于郑州大学化学系，1990年在南京大学化学系获博士学位。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等职。

主要从事手性催化合成领域的研究。针对不对称催化反应选择性和效率的核心科学问题，提出并成功实践了手性催化剂设计的新概念和新方法，建立了“组合不对称催化”方法，发展了一系列高效、高选择性手性催化剂并阐明了催化机制；提出了手性催化剂“自负载”概念，实现了不对称氢化等多类反应的非均相催化和催化剂的循环再利用；发展了具有特色骨架的新型手性配体与催化剂，为多类非天然氨基酸衍生物和药物中间体等的合成提供了高效方法；将基础研究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多项专利成果授权企业使用并实现了产业化。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2013年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历史实践证明，每一次科技创新的重大突破，不仅对人类社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且也会引起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科技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第一生产力，人才是支撑科技进步的关键。当今世界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时期，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正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的问题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上海交通大学的学者率先提出“科技人文命运共同体” 的概念，试图通过一系列的学术研究和活动，探索打破学科壁垒、消解科技与人文“融通赤字”的有效路径。

提问：

您如何看待科技创新引起世界科技格局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在极其困难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下，成功研制了震惊了世界的原子弹和氢弹。您认为这一标志性事件给我们当代科技工作者最大的启发是什么？

丁奎岭：

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世界科技格局的变化与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紧密相关，也与其科学文化传统或者创新机制不无关系。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其后的几次科技革命，在德国、美国等欧美国家发生，反映了世界科技力量由欧洲逐步转向北美的趋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是世界工业制造和科技创新的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迅速成为世界科技创新的中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欧美在近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相当长时间里主导着世界科技创新的格局。科技创新既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推动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欧美国家拥有重视科学的文化传统，也有资本在不断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并形成了较为高效的创新机制。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欧美科技创新引领世界不足为奇。

古代中国是一个农耕社会，对系统化科技创新重视不够。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动荡不安，没有和平发展的环境，导致科技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基本上是“拿来主义”，主要依靠引进产品和学习国外的科技来满足国内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开始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我国老一辈科学家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独立自主、艰苦奋斗，成功研制出“两弹一星”，使得我国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形成了战略威慑力量，维护了世界和平，也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科技创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改革开放前30年科技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科技创新的前提。正是因为“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我们能够心无旁骛地投身经济社会的发展。回顾这一历史事件，最大的贡献还体现在精神层面，即老一辈科学家身上所展现的科学精神和奉献精神，这是我们国家科技创新的宝贵财富。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应该学习和继承这种精神，不断攀登科学高峰。

尽管有“两弹一星”、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青蒿素这样的科技成就，但从建国初期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的科技突破还是比较零星。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科技成果开始大量涌现，但应该看到我们和西方国家先进水平还存在差距。今年，我们国家成功发射了长征五号乙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力超过20吨。而在几十年前，美国“登月计划”、苏联“太空计划”发射火箭的运载能力已经超过我们今日的水平。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科技的发展是需要积累的。发达国家将建设一流科研平台作为实现跨越发展的战略举措，欧美国家在国家实验室建设方面投入很大，实验室围绕国家重大战略目标同时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不仅推动了科技进步，也推动了国民经济发展。除此之外，美国企业对科研的投入巨大。2010年，美国的“民营企业家”马斯克公司研发的“猎鹰9号”火箭成功将“龙飞船”发射到地球轨道，一个“个体户”为什么能够完成这项壮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和人才储备都已经达到了相应的程度。

对于我们而言，一方面要汲取建国初期获得突破性成果的经验，发挥我们的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拿出开拓进取的决心，争取在国家重点布局的科学研究方向上更进一步。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调动起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多个主体的活力，加强产学研合作，打通基础研究的“最先一公里”和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实现更大的跨越。

改革开放后，我国一直在有序推进科技创新

提问：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科学技术真正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您如何评价改革开放四十多年间中国在科技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近年来，中国的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您认为又是哪些方面的原因使得中国科技创新在追赶先进科学技术方面取得骄人的成绩？诺贝尔奖获得与否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水平高低的标志之一，为什么中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很少？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局面？怎样扭转？

丁奎岭：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吹响了中国科技创新的号角。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的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近十年，中国在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取得的成就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使西方国家不得不对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刮目相看。事实上，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一直在有序推进科技创新。“863计划”就是立足于高技术研究发展的一项战略性计划，这个计划选择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领域进行重点攻关。“863 计划”实施以来，我们从跟踪模仿逐渐走向自主创新，对中国科技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大影响。而此后的“973计划”则将重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20世纪80年代，我国就开始了基础研究布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相关机构也应运而生。2000年以后，中国开始高度重视自主创新能力，中国科学院打造的知识创新工程就是标志之一。知识创新工程完成三期后，科学院提出了“四个率先”，即“率先实现科学技术的跨越发展，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这对于我们未来的科学技术发展非常有意义。

与此同时，大学是人才的集聚地，科学研究也是大学的重要使命之一，各个研究型大学也在基础研究上卯足了劲。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抓住大趋势，下好‘先手棋’，打好基础、储备长远，甘于坐冷板凳，勇于做栽树人、挖井人，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夯实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的根基” 。

为了培养基础学科的拔尖人才，为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输送更多的精英人才，教育部最近推出了“强基计划”。“强基计划”的落实将对我国未来的基础科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所取得的成就不容置疑。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制度优势，也有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辛苦努力；既得益于高等教育的发展与高校人才培养，也得益于全球化带来的互利互惠。但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在原始创新能力方面，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我们经常困惑中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少，这说明我们的原始创新能力还不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们国家科技的积累进步，这种局面一定会改观。我经常用三句话来描述中国的科技发展，即“现在的中国处在科技发展的最好时期，现在的中国是做科学研究最好的地方，现在的中国是对科技创新需求最强烈的国家！”我们要做到不急不躁、脚踏实地，立足现实、认清形势。诺贝尔奖是一种激励和肯定，但不是目的。科技强国才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我们要在原始创新方面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真正的世界科技强国。到那时，诺贝尔奖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专利和知识产权的申请要从“量”到“质”有飞跃

提问：

您如何看待科技创新向东方转移这一趋势？中国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看待东西之间的比较优势和劣势？

丁奎岭：

科技创新中心向东方转移是大势所趋。中国、日本、韩国，包括其他亚洲国家都在发展科技，东亚国家科技创新的活力和能力在日益增强，只是不同国家各自擅长的领域与创新程度不同而已。我们国家的专利申请数量已经跃升世界首位。部分创新型企业，比如华为，在知识产权方面也已经体现出一些引领世界的创新竞争力。中国未来必将成为引领世界科技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要看到，数量和体量的优势是一方面，对质量的追求也是同样重要的另一方面。相比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们在质量和内涵上还需要下更大的功夫。

最近几年，我也在关注中国专利和知识产权情况。每年年底，上海市政府会对一整年的科技进步成果进行总结，其中就包括知识产权的数据。从中国和上海目前申报的专利数量上来看，我们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但其中真正能转化为国民经济发展动力的有用专利还比较少。这也是为什么一谈到原始创新就反映出了差距。

专利申请不应该只关注数字，更要注重专利的有效性、内涵价值和实际的成果转化。如果一项专利不能为企业创造价值，也不能保护企业的利益，那么对企业来说就没有触及创新的核心。虽然我们国家在专利方面已经有了较为健全的制度保障，但西方国家的做法也值得我们参考，即要获得一项知识产权，同时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这样的做法有利于促使申请人对于专利申请保持谨慎。科技工作者应该把精力集中在“有价值”的研究上，经过反复实践后发现真正具有价值的专利才提出申请，避免“为申请而申请”，这样我们的原始创新才会更有活力。

对专利质量的重视必须提上日程，对专利的使用和管理也需要提高效率。国外很多大学有专门的专利管理和运营办公室，会针对师生发明进行评估和保护，协助成立创业公司，或向公司转让许可，让知识产权有机会在创新、创业中发挥更大作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科技工作者可以从中解放出来，持续专注于基础研究。公司可以利用发明专利，推动产业发展。这无疑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科技创新离不开政策、平台、人才、资金和环境

提问：

您认为转型中的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存在哪些主要挑战和问题？如何完善中国特色科技创新体系？

丁奎岭：

我想从五个层面来谈这个问题。首先，国家重视很重要。若在宏观政策和指导思想上不重视科技创新，那么这个国家的科技创新就很难做出成绩。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由此提升到科教兴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视。但我们在政策指导层面上还存在一定的短板。我国针对科技创新制定的法律法规尚有滞后于技术革新形势和要求的情况，对于新出现的问题和争议还有待立法。制定创新战略和计划是国家明确的科技发展布局和战略重点，是促进科技创新的最重要手段，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战略规划应当随着科技发展和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以适应新的发展趋势。当前科技战略规划基本上还属于跟踪和并行阶段，变革性前沿科技探索的布局难以靠规划实现，原始创新成果的产生还需要更具前瞻性的机制保障。

第二，科技创新需要平台。平台有多高，创新在这个平台上就能走多远。我们国家非常注重创新平台的搭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高校，都已经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一部分，已经建设完成和正在计划中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也都是非常好的科创平台。但从总体上看，大多数平台的整体影响力和在创新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还比较小，呈现散而广、多而不强、创新能力不够和水平不高的特征。资源分散导致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能力不强。对标发达国家的国家实验室，结合中国国情和重大战略需求，谋划建设高水平的国家实验室势在必行。

有了平台作为基础，第三个层面就是人才。我们国家拥有科技人才施展才华的良好环境，国家和地方对于人才的重视程度日益加强，党管人才的优势显著。但目前，我国“高精尖”科技人才仍然存在较大的供给缺口；科技人才投入整体不足，且在行业、领域、区域间的配置不均衡；有利于科技人才成长的政策环境和保障机制建设尚待加强。面对困难要有迎难而上的定力，未来的发展是人才的竞争。高等教育在这方面扮演的角色不容小觑。教育是百年大计，我们要重视教育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影响力，要加大对高校的支持，让高校将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使命真正承担起来，以人才培养支撑科学研究，以科学研究反哺人才培养，做到两翼齐飞。

第四个层面，有了政策、平台、人才，国家也要重视具有潜力的科研项目，并加大财力物力投入。2018年，我国研发（R&D）经费投入总量为19677.9亿元，经费投入强度（ R&D 经费与 GDP的比值）为2.19% 。其中基础研究经费为1090.4 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占R&D经费比重为5.5%。对于我们国家基础研究发展态势来说，这样的投入还是不够的。发达国家基础研究占 R&D 比例在20%左右。

最后，第五个层面，就是要考虑环境因素。我们国家真正建设成功的科学园区目前还不是特别多。上海的建设比较成功，得益于上海在科研机构、大学建设、人才引进以及资金投入等各方面具有较好的基础和相对较高的水平，但我们还需要破除一些机制方面的障碍。只有将软硬环境建设好，我们的科技发展才能更加顺利地转变为生产力。

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要加强科技领域的国际合作和交流

提问：

您如何看待全球化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您如何看待资本、技术、全球化三者之间的关系？科技脱钩能实现吗？中国的高等教育、特别是在科学研究和人才方面，如何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鼓噪的“脱钩”？

丁奎岭：

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挡的，而西方国家“去全球化”的实质是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阻碍中国接触一些最核心的、最顶尖的、最先进的技术，试图用他们掌握的核心技术“卡”我们的脖子。这样的环境也迫使我们更加脚踏实地地投入原始创新。比如在７纳米芯片的制造技术等领域，中国的技术相对落后，西方国家又不出口技术给我们，这种挑战恰恰鞭策我们自主创业、加速前进。回想当年研制“两弹一星”，我们除了自主创新、自我突破以外别无选择。我们的前辈咬紧牙关，把“硬骨头”啃了下来。现在我们面对所谓的“去全球化”，同样也需要这样的韧劲。这对我们科技工作者既是挑战，也是发展的机遇。我们一方面要加紧步伐，勤修内功，另一方面也要调整策略，坚定不移地推进国际合作，加强与日本、欧洲以及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科技合作。

在地球村的大环境下，完全“脱钩”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这些方面，西方国家想与中国完全“脱钩”是非常困难的。就高等教育而言，来自全球的优秀人才到西方国家求学，为西方国家创造了不可估量的“人才红利”。若西方国家对优秀人才关上大门，势必也将影响到自己未来的发展。再从资本的角度来看，资本追逐利益最大化，而利益则与市场挂钩，资本不能脱离市场谈利益。为了创造更大利益，资本必然要寻求更大的开放市场。短时间内，西方国家可以使用法律、行政的手段来阻挡资本进入中国市场，但从长远来讲，资本不可能放弃中国这样具有巨大潜力的市场。即使资本不直接投入中国市场实现利益，也有可能通过绕道其他国家，与中国市场结合。当下的全球化已经使世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脱钩”短期内无法实现，并且要付出沉重代价；长期来看，根本不可能持续。但是，我们还是要对暂时性的困难保持清醒的认识。

对于高等教育而言，一方面要提高我们国家高等教育的质量，让优秀的学生不出国门也可以享受到世界一流的教育；另一方面，我们依然要坚定不移地开展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鼓励对外交流。我们要相信，“德不孤，必有邻”，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只要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为此付出一份努力，我们的国家一定会越来越强大。我们也必将以更有影响力的科技成就回馈世界，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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