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列入新《未保法》的“网络素养”：如何解读、怎样落实？

▌朱永新秘书长以“从小培养网络时代的创意网民和合格公民”为题做了主旨演讲，他指出：

在日益数字化的今天，网络素养不仅关乎美好生活，更是安身立命的基础。在网络素养的问题上，要做到"一个都不能少"。因此，如何弥合技术鸿沟，避免网络素养带来的贫困，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进入网络只是网络素养的第一步。根据《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只有18.8%的用户将互联网视为自我表达空间，而使用互联网进行内容创作的只有11%。我想这一方面可能因为我们学校教育占用了大量时间，孩子们根本无暇进行创意生产；另一方面，数字创意教育缺乏是很重要的原因。所以，网络素养不仅仅要涵盖信息获取、鉴别和网络安全。针对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原住民们，自我表达和创意生产也是网络素养的题中应有之义。

要发挥企业在提升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方面的作用。线上线下的结合毫无疑问将成为未来学校的重要手段，项目式学习一定会成为未来课堂教学或者教育主流方向，游戏化学习也会贯穿教育过程。这都是企业应该关注的方向。

但无论教育怎么变，我们新教育提出的重要理念就是“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怎么真正让孩子享受学习、享受挑战、享受探索，让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黄会林先生对如何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价值观塑造，提出了几条建议：

第一，要让主旋律传播更加年轻化。未成年人是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有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和审美体系，需要把握网络新媒体环境下未成年人的特点，用贴近青少年、贴近时代的方式，引导青少年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第二，要让文化自信浸润青少年心灵。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得外来思潮给青少年的价值观念带来了不少冲击，这对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行为模式等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战。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动力源泉，要以青少年喜欢的方式来创新与传播中国文化，让优秀的中国文化网络作品启迪未成年人的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

第三，要为少年儿童营造绿色、纯净的网络空间。青少年正处于人生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分辨力相对较弱，比较容易陷入误区，从而对正确人生价值观产生质疑、排斥甚至背弃。近年来，整治网络谣言、打击网络犯罪以及网络色情的“护苗行动”“净网行动”等一系列互联网治理活动为青少年正确价值观培育注入了网络正能量，希望政府、学界、业界能够齐心协力，共同为少年儿童撑起一片网络净空。

▌张洪忠院长在提到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和腾讯社会研究中心共同成立的“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研究中心”时指出：

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研究中心的成立，标志着北师大新闻传播学院领衔发起的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研究树立了新的里程碑，推进网络素养教育协作共同体建设迈向了新阶段。

▌方增泉老师在发布《未成年人网络素养2020年度报告》时指出，赋权、赋能、赋义是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的核心理念：

赋权是要积极主动而不是消极被动地进行网络保护，赋予未成年人他在实践中提升自我发展能力的权利，鼓励未成年人去认知和接触现实世界，顺应未成年人在网络世界中探索未知的天性，帮助他们通过网络与现实世界建立与社会的联系，强调现实生活实践对认知和综合能力的提升作用。

赋能是一种能力构建教育，即全面培养未成年人的上网注意力管理能力、网络信息搜索与利用能力、网络信息分析与评价能力、网络印象管理能力、网络安全、网络道德认知和行为能力，让网络真正为未成年人所用。 

赋义是要在更深层次上的价值和意义进行网络素养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落地落细落实，挖掘传统优秀文化中道德教育资源，使未成年人能够正确认识和理解网络使用的价值和意义，把握网络伦理道德，自觉遵守网络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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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喻国明教授介绍了该中心目前构想计划。

研究中心致力于构建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新生态，有以下几步构想：

• 依托北师大教育学、心理学优势资源，积极引领基础教育一线中小学校探索网络素养教育，采用独立课程、融合式课程等形式，开展网络素养课程教育；

• 加强基础教育教师网络素养培训，进一步提升教师的网络素养水平，在教师的职前培训和在职进修中增加网络素养模块；

• 发挥社会大课堂育人的作用。积极引入社会、媒体、社区、企业、公益组织等第三方力量，鼓励未成年人进行参与式、交流式、拓展式的媒介体验和社会实践活动。

为构建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生态系统，还需要创建有利于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提升的社会环境，研究中心致力于完善协同创新机制、实施协同创新行动计划。

• 为政府部门完善法律与制度保障机制提供智库支持，在未成年人网络素养领域设置专项研究，提供政策优化和智库建言献策服务。

• 引导互联网企业和技术平台形成行业自律与行业规范，整合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成果库、专家库、人才库等信息资源与平台互动共享，进一步引导行业自律与行业规范。

• 汇聚社会各界力量，形成良好社会文化氛围。研制网络素养提升和干预技术和方法，健全高校、研究机构、公益组织等平台服务支持体系，共同营造全员育人的良好文化氛围。

论坛一

如何理解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时代意义？

▌作为本场论坛主持人的周敏教授指出：

我是新媒体研究者，也是一名三年级孩子的家长。我对于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有着切身的感受，对于各位研究者、学校老师、社会组织、法律专家，我想大家都非常想了解如何加强、怎么加强网络素养教育。

▌郭开元老师认为，在未成年人网络素养当中，“法治素养”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要处理好提高素养和普法的关系：

第一，从权利角度来看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问题。本次《未保法》修订中，把儿童权利公约非常重要的原则叫做“儿童利益最大化”，本土化表达为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这个原则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未成年人是权利主体，不能他把看为客体。未成年人是数字原住民，尤其家长要保护孩子们使用网络的权利，而不能一味去限制。

第二，在新《未保法》的确定原则中，也和网络素养有一些方向性的遵循。比如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坚持最有利未成年人原则，对未成年人进行优先保护和特殊保护。

第三，未成年人网络素养还涉及到一些重点难点的问题，例如，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网络素养教育？又如，网络素养不仅是知识教育，应该是能力教育或技能教育；另外，除了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家长素养教育也是非常关键的，很多家长整天玩手机却教育孩子不要使用网络，这不是以身作则。

▌季为民老师表示，有了明确的规定，重点保护方向就有了：

首先，网络素养教育，首先要求家长和监护人提升网络素养，要有这种意识、这种素养。

第二，要全社会包括未成年人、社会行业组织、企业等都要有这种素养，才能担当起责任。

第三，要加强内容监管。对于未成年人群体保护，让他们看到有利于身心成长的东西。还要注意信息和隐私保护，我们已经想了很多办法，包括青少年模式等，对孩子们搜集信息限制，但漏洞还有很多，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第四，防控网络沉迷，首先责任还是在家长和监护人。从孩子降生到入学，接触最多的还是家长，监护人责任是最重要的，这对孩子网络使用和习惯养成的影响是第一位的。

最后，在防控网络欺凌、完善申诉机制等方面也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们应该重视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的主体地位，在此基础上，让他们和互联网一起成长。

▌郑素侠老师结合近年来在偏远乡村的一线调研经验，发表了她的看法：

农村留守儿童和城市儿童相比，在互联网使用行为以及网络素养有比较大的偏差。

对农村留守儿童来说：第一，互联网成为他们的“精神保姆”，在他们身上网络沉迷和网络依赖现象特别凸显；第二，互联网并没有发挥工具性作用，互联网更多成为他们寄托情感的空间；第三，监护人（包括隔代监护和同辈监护）几乎没有发挥任何监护作用。

呼吁互联网企业多开展面向乡村儿童的网络素养教育公益行动，教育界和学术界多开展深入偏远乡村的儿童网络素养教育讲座。我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相信行动改变中国。

▌张龙副校长分享了芳草地国际学校的实践经验：

第一，我们把生活与学科融通。我们认为，网络安全是生活的一部分，一定要多学科、多视角地解决孩子们在网络安全方面出现的问题。

首先是把生活与学科进行了融合；其二，认知与行为并重。网络安全知识常识是认知类，对于网络安全风险的自救属于行为类，认知和行为并重、缺一不可；其三，应对与预警相兼顾。

第二，我们构建了小学生网络安全教育课程体系。

我们做了三个课程的建构：基础性课程、拓展性课程、特色性课程；我们也有四个多元认知：课程资源是多元的、课程内容是多元的、教学方式是多元的、实施路径是多元的。从认识与了解网络安全现象入手，再到规范和认知网络安全行为，防范和解决网络安全的问题，最后是应用和推广网络安全的正确做法。我们构建了一整套课程体系。此外，我们也探索出以跨学科为特征的小学生网络安全教育课程实践模式。

▌曾晓东教授认为，想要认识中国目前教育问题，有两个背景离不开：一是富裕社会，一是信息技术。

首先是富裕社会，我们从一个短缺社会走向比较富裕的社会，过去的很多教育策略或教育手段都是失灵的。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困扰。例如过去我们认为，老师、家长为学生作出牺牲是一种美德，但现在不是，我们没有必要牺牲了——孩子需要的可能更多是陪伴。

其次是网络世界的到来。教师在网络世界对学生素养的指导意义也失灵了，因为孩子作为网络世界的原住民，老师在许多方面可能不比他们更有优势。疫情期间我们曾做过一个调查：处于整个教育体系末端的农村学校，在线上教学过程中对网络世界的反映是怎么样的？我们发现，农村孩子对此的反映是不错的，但老师的反映要激烈得多，老师对技术有陌生感、压力感。

那么，失灵之后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并不是。因为我们承认，世界还是存在着以往的智慧和知识架构的积累。所以，在应对网络对教育冲击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更高的应对策略，教育界要主动利用网络世界带给我们的知识和信息素材优势。例如，像朱永新先生刚才提到的，可以提高儿童认知水平和审美水平。

论坛二

Z世代面向未来的青少年网络素养新体系

▌卜卫教授指出，研究者的作用，首先是不要忘记过去、要联系过去：

在网络素养之前，我们有过荧屏素养、电影素养，这中间有很多联系。比如我们当年的媒介素养教育提倡的一些最重要的观念：赋权、青少年的批判自主权等，现在仍然起作用。

其次，新媒体与新技术带来了什么新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观念，九十年代互联网开始普及时，《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开始向各国开放签署，全球更加认同青少年权利，这成为一种共同的价值观。我们媒介素养教育的框架也变成了儿童权利的框架；第二是教育内容的变化，过去我们更多关注传播素养、创作数字内容的素养，后来也关注编程、版权等素养的新的内容；而在研究方法方面，我们以前注重解读，现在我们会教重写，即怎么站在自己、自己社群利益的立场上重写这些信息。当然，我们延续的是参与式的教育方法，特别要和社会发生联系——媒介素养教育不是课堂知识，更是行动的知识。

▌苏文颖老师分享了她对于数字素养、数字胜任力等概念的理解：

现在的观念认为，数字素养或数字胜任力是一个人在数字时代和数字环境下具备的知识、技能、态度的总和，不但包括硬技能，同样有大量软技能。朱永新老师提到的数字创作和数字创新的能力，其实也是胜任力的一部分。尤其对于青少年来说，数字沟通、数字社交、数字情商等等能力也是非常关键的。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数字素养是随着外部环境、技术和应用场景的发展和丰富不断进化的概念。我们所有投身于这项事业的从业者、专家、研究者、实验者，可能也需要与之同步发展。尤其要和孩子们一起，了解他们的需求，了解他们真实的困境和风险，与他们一起研究和探索这个问题。

▌孙爱东总编辑从媒体人视角，分享了他对于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状况的观察：

媒介素养最初是由我们媒体人提出的，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实际上每个人都是记者，这对每个人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现在，人人都是信息生产者、传播者甚至消费者，我们一定要有道德约束、法律约束等。在青少年教育过程中，这一方面比较欠缺。一方面，是看客心态；另一方面，是跟风形态，例如在网络水军、职业喷子之后不加批判和反思的“跟风”，这是非常可怕的。

▌滕素芬处长简要介绍了近年来共青团开展的与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有关的工作：

第一，我们积极推动未成年人保护立法，刚才大家也谈到新修订的《未保法》最大的亮点是增加了网络保护专章；

第二，我们积极加强政策倡议和社会倡导。例如我们从2018年开始跟CNNIC每年发布全国未成年人网络使用情况研究报告，通过相对全面立体的研究，我们希望给各方面提供专业的视角和支撑；

第三，依托少先队、团学组织探索开展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我们发现不同年龄段和不同年纪的未成年人在网络素养方面需求是不一样的，在网络使用方面也有很大差异；

第四，构建积极向上的网络空间、网络文化，团属媒体这些年在网海中不断成长，被网友们亲切称为“团团”，我们希望在网络空间营造出积极向上的文化。

▌王斌老师分享了三个核心关键词：

首先是汇聚。我们希望将全国互联网平台汇聚起来，全方位参与，做整个未成年人的频道，当每一个平台具备一定规模的时候，就有能量做未成年人正能量宣传工作；其次是协作，未成年人涉及到那么多部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加强协作，每个阶段推出联动的主题，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各地协会、各地平台同时推动；最后，走进孩子的心灵，做让孩子喜欢看的内容。例如我们最近想推动的是生物多样性和绿色发展，通过大自然、动物等表现形式走进孩子的心灵。

▌朱迪老师指出，应该构建一个其称之为“ALL  IN网络素养培养”的模式：

除了各位专家提到的领域，我们特别强调家庭和学校。家庭教育的方式跟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特别不一样，它强调以沟通支持、情感支持的方式对孩子进行教育。家庭教育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家长以身作则，进而引导孩子——我们一直提倡家长应当与时俱进，提高自身的网络素养和网络知识。我们一直呼吁的理念是，希望家长把网络素养培育引入到对孩子生活方式、道德素养方面的培育之中。

学校教育。现在很多专家都在呼吁，希望将网络素养课程以各种形式纳入到义务教育课程，这是一个远大的工程。在我个人近期的观察中，会特别注意到教育鸿沟现象，一方面，打工子弟学校、农村学校学生的网络技能落后于都市的孩子；另一方面，这些学生网络素养也是落后的，他们有更大可能要面临各种网络风险。我们称之为“双重数字鸿沟”。

所以我们应当构建“ALL  IN网络素养培养”新体系，包括政府、学界、媒体、社会组织、家庭、平台企业，期待未来大家携手为青少年网络保护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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