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不能“快乐”，只能“安康”吗？

这种说法这几年传播甚广，但其实存在着许多错误。事实上，端午节的起源与任何人的投江都没有关系，端午节是可以庆祝、快乐的节日，而真正起源于祭祀的节日同样也可以庆祝快乐。

所谓端午节是纪念屈原、伍子胥或曹娥的说法都是古已有之的。然而，这些说法都早已为学术界所抛弃。

关于屈原的生平经历，目前可见最早的文献莫过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和《楚辞》了。今天的学者对屈原生平的了解，几乎全部来源于这两份材料。然而，遗憾的是，这两份文献本身的可信度并不高。传世的《史记》中这一篇存在着多处显而易见的错误，而《楚辞》更是难以判断其标各篇注的创作时间和具体作者是否可信。正是因为这些文献并不是很可靠，从清末开始，甚至有部分学者干脆怀疑屈原此人是否存在。今天虽然绝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屈原应该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但对于这两份文献中存在的各种具体问题的争论却从未停歇。

《史记》和《楚辞》中对于屈原死因的记录是他被楚顷襄王流放到“江滨”，“三年，不得复见”，“于是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然而，无论是传世的《史记》，还是传世的《楚辞》各篇，都没有明确说明他投江的事件具体发生在什么时间。

现存最早记录屈原死于五月五日的文献，是南朝梁的吴均所作《续齐谐记》。读过《庄子》上第一篇《逍遥游》的读者应该都记得上面有一句“《齐谐》者，志怪者也”的记载，而这本《续齐谐记》同样是一本志怪小说集，是讲述各种奇闻异事的文学作品。这本书今天早已亡佚，幸亏有一些图书转引过它所记载的故事，使得该书中的部分内容得以保存至今。其中有一篇就讲了一个关于屈原的故事。这里抄录《艺文类聚》卷四《岁时中》对此段故事的引用如下。

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回白日忽见一士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日：“君常见祭，甚善。但常所遗，苦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树叶塞其上，以五彩丝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回依其言。后人作粽，并带五彩丝及楝树叶、，皆汨罗之遗风也。

这段文字的大意是，屈原在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而死，楚地的人就用竹筒装上米去祭奠他。建武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年号。建武年间，长沙有个人叫区回的，大白天看见个人，自称三闾大夫屈原，跟他讲，区回经常祭祀他，他对此很开心，但是他们祭祀的米很多都被蛟龙抢走了。以后祭祀时可以改用楝树叶把米包好，再拿五彩丝把它捆上，蛟龙怕这些东西，这样屈原就能避免手慢无，一不小心错过好几亿的悲剧了。于是区回就照他说的做了。后人的这些风俗，也都来自这里。

从这段记录里，我们可以知道，在南朝梁时期，确实已经有了端午节用楝树叶包粽子、捆五彩绳一类的风俗，但是他给的这个白日见鬼的故事显然只能视为民间传说，不能当端午节起源的准确记录来采信。此外，这个版本也与后代传播最广的所谓怕蛟龙吃屈原尸体，所以用粽子投喂它们的说法完全相反。在吴均的故事里，蛟龙不吃粽子，粽子是给屈原吃的。

赛龙舟丨Joshua J. Cotten / Unspalsh

赛龙舟是为了纪念屈原的说法产生也比较早。比如隋杜公瞻（有争议）注南朝梁宗懍《荆楚岁时记》曾引用民间的“俗”说云：“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檝以拯之。”然而，这位注者并不相信这个说法，这一点我们一会儿再细说。

也有地区将赛龙舟的事件放在五月十五。《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五《山南东道四》引《襄阳风俗记》云：“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其妻每投食于水以祭之。原通梦告妻，所祭食皆為蛟龙所夺，龙畏五色丝及竹，故妻以竹为粽，以五色丝缠之。今俗其日皆带五色丝，食粽，言免蛟龙之患。又原五日先沉，十日而出。楚人于水次迅楫争驰，棹歌乱响，有悽断之声，意存拯溺，喧震川陆，遗风迁流，遂有竞渡之戏。”

这里先讲了屈原与粽子的传说，但其中蛟龙怕的又变成了竹子，而且没有明言后人吃粽子是为了纪念屈原。从此文的表述上看，倒像是保护自己免受蛟龙伤害的意思。引文后半段讲屈原在五月五日投江而死，十天以后浮了出来，于是人们争相去救他，于是有了竞渡的风俗。五月五日之后十天，正好是五月十五日。当然，这种在炎热的水里泡了十天的尸体，一般人都能看出这不是活人了的。不相信我的，欢迎图片搜一下“巨人观”这个词。

此外又有《随书·地理志下》记载：“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到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尔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望日就是满月的日子，一般是指十五或十六日。这里为了迎合节俗，干脆又让屈原多活了十天，把他投江自杀的日期改到了五月望日上。

然而，端午节最晚于汉代就已出现，而认为这个习俗与屈原有关的材料最早的也不过是南朝梁的，中间有足足三百多年的空当。而南朝梁距离屈原的时代，更是足足有八百年的间隔。屈原去世的时间，比屈原晚二百年的司马迁已经不得其详，但比屈原晚八百年的志怪小说反而知道得一清二楚；端午节的意义，之前三百多年间所有存世文献全都理解错了，时代很晚的小说反而理解对了，这种概率本来就微乎其微。而端午节除了粽子、龙舟以外的众多民俗活动，如焚艾蒿、饮雄黄酒、浴兰等等同样明显与此事无关。基于这些考虑，学术界早已完全抛弃了端午起源于纪念屈原的说法。

伍子胥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名臣，本是楚人，因楚平王信谗枉杀其父兄，投奔吴国，带领吴兵讨伐楚国，几乎将楚国吞并。后因在对待勾践的问题上对吴王夫差心怀不满，被吴王赐死。《左传·哀公十一年传》记载伍子胥之死时，仅有“反役，王闻之，使赐之属镂以死，将死，曰：‘树吾墓槚，槚可材也。吴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毁，天之道也！’”这寥寥数语，而在《国语·吴语》中，伍子胥死前还有一段戏剧化的情节：“将死，曰：‘以悬吾目于东门，以见越之入，吴国之亡也。’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见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鸱鴺，而投之于江。”

这里伍子胥提出的要求是在他死后把他的眼珠抠出来，挂到吴（今苏州）的东门上，以便亲眼看到吴国的毁灭。这个重口味的要求惹得吴王勃然大怒。“鸱［chī］夷”皮袋子，多用来装酒。这里是说把他的尸体装在袋子里顺流漂走。这段故事未必真实。而伍子胥（被）投江的故事就来自这里。

现存最早的认为伍子胥与端午有关的文献，就是我们刚才引用的《荆楚岁时记》的注了。该书在讲了屈原的故事后，又说：“《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

这里的“伍君”就是伍子胥，为“迎伍君”而“逆涛而上”却不幸“为水所淹”的则是曹娥的父亲曹盱。然而，这条文献本身的问题很大。因为《曹娥碑》是一份注明的书法杰作，其摹本至今尚存，其中并没有“五日”这两个字。这种一笔一划都会讲究保持原状的书法摹本，其文献学意义上的可信度是很高的。此外，我们从理论上思考一下的话，碑文上说曹盱“逆涛而上”，这应该是在弄潮，而弄潮一般都选择在有壮观的大潮的农历每月月初、月中或月底，很少有选择初五这样没有大潮的时间来进行弄潮表演的。《荆楚岁时记》的注之所以说事情发生在五月五日，应该是承袭了《后汉书》上的说法，而《后汉书》这里的“五日”二字很可能只是作者或某位传抄者的笔误。如果我们追溯其文献来源以细细考究，这条材料基本上反而可以作为古人的伍子胥纪念日不在端午节的一条证据。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早期文献中介绍的纪念伍子胥的风俗主要是弄潮，与吃粽子、焚艾草、和雄黄酒等等我们熟悉的大部分端午风俗根本不搭界。端午是纪念伍子胥的说法，相比纪念屈原说还要缺乏解释力。

伍子胥藏匿淮水间，选自月冈芳年绘《月百姿》丨Wikimedia Commoms

此外流言中还有一个小问题，那就是吴都在今天的苏州，苏州旁边的江是长江，不是钱塘江。如果伍子胥的尸体真的被抛弃到了江中，那条江也应该是长江。钱塘江确实有过纪念伍子胥的风俗，但那只是因为钱塘江也属于吴地而已。而流言中所谓的到伍子胥被投钱塘江，则反映了流言编造者历史、地理常识的匮乏。

刚才我们谈到了书法名作《孝女曹娥碑》。这段碑文最早记录了汉代“孝女”曹娥的故事。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以汉安二年五月，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时娥年十四，号慕思盱，哀吟泽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经五日，抱父尸出。

曹娥的这个投江行为，不管是解释为殉父，还是解释为贸然打捞尸体，都显然是不值得提倡的。这里我们姑且不看这种愚孝思想，单看故事本身。前面分析过，弄潮的时间一般都是月初或月底。即使我们按照五月初一来计算，“旬有七日”是指十七天，那么曹娥投江的时间最早也是五月十七日，尸体浮出水面的时间则更是不早于五月二十二日，很明显没办法与重阳节所在的五月五日产生关系。这样一推敲，这一说法便更是不攻自破了。

以上三种起源说均存在明显的漏洞，古代学者就已经普遍认识到其不可信了，而现代学术界对于它们的认识则更为统一。关于端午节的起源，除了这些显而易见有错误的观点以外，历史上还出现过一些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非主流观点，比如闻一多提出的端午起源于吴越图腾文化的观点。然而，到了今天，即使是这些观点，也都已经被废弃掉了。

到了今天，伴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人们已经逐渐不再相信什么恶日、辟邪什么的古老迷信了，更不会选择像雄黄酒这样有毒的东西来给自己辟邪。而在传媒文化发达的今天，人们想看到激烈的竞技体育赛事并不困难，龙舟比赛的新鲜感也有所下降。对于大部分人而言，端午节的节俗就只剩下吃粽子这一项了，纪念某一古人的说法也恰好因此获得了更广泛的市场。但是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些观点存在的巨大漏洞，不要受某些“专家”的欺骗。

类似地，清明、寒食的起源与介子推毫无关系，而七夕烧烤节与织女、牛郎之间的关系也来自后人的牵强附会。这些古老的节日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被附会上这些有关名人的传说的。这一时期的人，脑洞真的很大。

现存最早的关于端午节的记录产生于东汉时期。这些时代较早的文献无一不指出，端午节是一个以辟邪为主要内容的节日。《玉烛宝典》引东汉应邵的《风俗通义》说：“夏至、五月五日，五采辟兵，题‘野鬼游光’。俗说五采以厌五兵。游光厉鬼，知其名，令人不病疫瘟。”又如《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

汉代以后，辟邪始终是端午节的主要内容。端午节在历史上存在的主要节俗，如吃粽子（用被认为有辟邪功效的植物包裹，并用同样被认为有辟邪功效的五彩绳缠绕的黍或米）、佩五彩绳、用被认为有辟邪功效的植物包裹食物、悬挂桃符、悬挂或焚烧艾蒿、张贴或穿戴带有老虎形状的饰物、饮雄黄酒、饮菖蒲酒、浴兰（用煮过兰草的水洗澡，注意这里的兰草和兰科的各种兰花没有关系，而是指的菊科泽兰属的佩兰等一些植物；唐代以前文献里出现的“兰”绝大部分都是指的一些泽兰属植物）等等，在古人眼中，均与辟邪直接相关。

菖蒲常与其他植物束成菖蒲束挂起以辟邪驱瘟丨Mk2010 / Wikimedia Commoms by CC-BY-SA 3.0

至于龙舟，中国自古以来也有以船送瘟神的习俗，类似的文献和民俗学证据也都很多，比如宋人范致明所撰《岳阳风土记》就记载：“濒江诸庙皆有船，四月中择日下水，击画鼓，集歌以棹之，至端午罢。其实竞渡也，而认为禳灾。民之有疾病者，多就水际设神盘以祀神，为酒肉以犒棹鼓者，或为草船泛之，谓之‘送瘟’。”除了龙舟送瘟，民间还有旱龙舟送瘟和纸船送瘟的风俗。毛泽东诗《送瘟诗·其二》末句“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正是这一风俗的体现。

选择端午节进行辟邪，主要是因为古人认为“五月五日”是个不吉利的时间。这方面的证据也非常充分。如《史记·孟尝君列传第十五》记载孟尝君田文就是生在五月五日的，他刚出生时，他的父亲田婴曾要求田文的母亲不要养活这个孩子，理由是“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就是说五月五日生的孩子长到与门楣一样高的时候就会克死亲代。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二》也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王凤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举，曰：‘俗谚，举五日子，长及户，则自害，不则害其父母。’”“举”是抚养的意思。汉代有两个很有名的王凤，我不知道这段文本指的是哪一个，但是这些文献向我们表明，这种风俗是存在的。

至于五月五日为何不祥的问题，古人也是众说纷纭。因为端午节与夏至在时间上比较接近，在文献中也经常并提，一般都猜测端午节的不祥也与夏至有关。文献中记录的最早的五月初五不祥的传闻是战国末期的，而这恰恰也是阴阳、五行学说逐渐发展、成型的时期。所以很多学者认为，五月初五不祥的观念，很可能与这些学说的理论难脱干系。《吕氏春秋·仲夏纪第五》称五月：“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这种描述看起来就不太吉利。《淮南子》卷三《天文训》称：“阴生于午，故五月为小刑，荠麦亭历枯，冬生草木必死。”《后汉书·礼仪志中》也称；“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楙。”都是认为夏至以后，白昼变短，这是“阴气”的开始。而阴气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常与病、邪相关。但也有一些早期文献对于五月的不祥给出了恰好相反的依据。如《论衡·四讳篇第六十八》记载民间传说：“夫正月岁始，五月盛阳，子以生，精炽热烈，厌胜父母，父母不堪，将受其患。”这里又认为五月太过于“阳”，所以不祥。既然主观、迷信的说法，也难求一个孰是孰非的准确论断。但文献上持前一种说法的文献似乎更多。它更有可能是五月初五不祥的说法最初产生的原因。

端午虽然原本是个以辟邪为主的节日，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庆贺它。毕竟辟邪的另一面就是祈福，加以庆贺也属理所应当。古代端午节时热闹的龙舟表演，欢乐的美食宴会，都是庆贺的直接体现。古人庆祝端午节的文献记载非常多，我们这里仅举几例以说明问题。例如苏轼《端午游真如迟适远从子由在酒局》诗中称“今年匹马来，佳节日夜数。”诗中称“端午”为佳节。又如《水浒传》第十三回《急先锋东郭争功青面兽北京斗武》：“梁中书与蔡夫人在后堂家宴，庆贺端阳。但见：‘盆栽绿艾，瓶插红榴。水晶帘卷虾须，锦绣屏开孔雀。菖蒲切玉，佳人笑捧紫霞杯；角黍堆银，美女高擎青玉案。食烹异品，果献时新。葵扇风中，奏一派声清韵美；荷衣香里，出百般舞态娇姿。’”这不显然是欢度佳节的景象吗？

事实上，中外有许多传统节日都源于类似于辟邪、祈福一类的迷信风俗，但都并不妨碍人们庆贺这些节日。例如重阳节就来自古人认为阳九为灾数，期盼可以辟邪求福的心理，但这个节日在中国人眼中也同样是“佳节又重阳”。而春节、中秋节才是真正地来自于祭祀（祖先或神灵）的节日，然而它们却也是今天的中国人庆祝得最开心的传统节日。甚至于后世以祭扫为主题之一的寒食、清明节，它们的另一大主题反而是欢乐的郊游。

今天我们翻看唐宋的诗词，能看到大量的讲述清明节、寒食节游玩之乐的诗词，甚至还能找到很多类似于“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这样的艳遇故事。所谓端午只能安康不许快乐的说法，这不过是某些对中国文化缺乏基本了解的中国文化“专家”炒作出的噱头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