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考上二本，但我不是废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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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蕾

再过一1个小时，1078万个孩子将同时停笔。

告别高考这只磨人的小妖精。

多年后，你可能记不得背过的文言文，但一定记得高考那天的心情。

就是学神，也有过一丝紧张。

听说现在00后流行考前撕书，把“五年高考、三年模拟”撕个稀烂，从教学楼撒下来。

纸片像雪花乱飞，有种大仇得报的快感。

高考有这么大威力，主要因为它是我们成人道路上，第一次真正被“分类”。

过了这关，中学时基本无差别的同学，将被分成985、211、二本、三本、专科……

当我们紧张高考时，紧张的不是考试本身，而是怕考到“二本以下”。

去年，广州F学院的黄灯老师出了本书《我的二本学生》，看哭几千万二本孩子。

黄灯形容二本学生，“就像一堆被打湿的柴火，你怎么点都点不亮”。

他们按部就班上课，没有建设性的意见，不会反驳老师，非常顺从；

毕业后，他们回到家乡的基层岗位，从此淡出社会主流舞台，成为沉默的背景板。

很多农村考生考上二本，已经是村里的集体荣耀了。但来到大城市才发现，与985之间的落差，可能这辈子也追不平了。

新一届高考结束，若考上二本，就真的完了吗？

二本生难在哪？

黄灯老师笔下，有个叫莫源盛的学生，从广西考到广州龙洞的二本学校F学院，一个不算市中心的地带，但对莫源盛来说已经是大城市。

大一，他就开始关注广州房价，想着大学毕业后买个房，留在广州。

在他广西老家的小镇上，一万块钱首付就能买房。然而莫源盛毕业时，广州的房价已经飙升到5万多一平，留广州的心凉得透透的。

讽刺的是，刚考上大学时，父老乡亲曾羡慕不已：

源盛你这下出息了，考上大学，毕业包分工。

莫源盛只是二本学生缩影，类似的落差，每时每刻都在高校、大城市的出租屋里上演。

（F学院旁的城中村）

高考是人才的第一道过滤器，城市是所有人进入社会的第二道过滤器。

大城市的房价、人才引进政策，是二本生扎根城市的拦路虎。

北上广深房价动辄5-10万一平，新一线杭州、成都的房子，1平米就够普通二本生苦半年。

985毕业生又是另一番光景，若在大学期间参与市级以上科研项目，符合高层次人才评定标准，在广州、杭州等城市，将获得最高500万的购房补贴。

海口、金华四五年前就公开给985、211毕业生发购房补贴，每月1000元上。

城市对人才的筛选，直接将二本生拦在门外。

第二重门槛，是就业。

阿里、腾讯、华为等大公司的校园招聘宣讲，通常只去各地211、985大学，普通二本生当然也可以串门去听。

但在一堆211、985学生里，二本生若没有突出的技能贡献、发明创造，简历很可能在第一关就被刷。

腾讯2019校园招聘宣讲流程（部分）

第三重门，是大城市体制内门槛。

随便到哪个城市招考网一看便知，城市体制内的岗位，基本都只招本地户口，但高精尖人才可破例。

去年余杭区街道办录用985硕士，曾引发舆论哗然。

北清硕士，尚且待在街道办；普通本科直接被卷出赛道外，连陪跑机会都没有。

进不去大厂，端不了铁饭碗，大城市留给二本的机会，也就剩那些叫不出名字的小公司。

通常月均4K-6K，除去房租和日常开销，一个月剩不下钱。

收入少是其一，职业发展更是肉眼可见的天花板。

在市场瞬息万变的今天，一家创业公司能存活几年尚且不知，更别说个人在其中的发展。

小公司小岗位，也就意味着圈子越来越窄，留在大城市的二本生，自然很难接触到高价值的人际圈。

这是大城市里多数年轻人的写照。

二本生的难，不在于就业难，而是从底层逆袭精英阶层的难。

但这种难，真的就是二本学生的原罪吗？

谁制造了二本生？

20年前的大学，是什么样？

十五六岁的青年若能考上师范、财税中专，同学和邻居能羡慕好几个月，那时候专科的录取比例在10%上下。

若是考上本科或者名校，全村就是凑50个鸡蛋做盘缠，也要送他去读书，比如刘强东。

1993年夏天凌晨，大二的刘强东还在机房敲代码，为老家政府部门编写电力系统挣外快，一点不担心毕业找工作那档子事。

包分配年代，连专科生都不愁没有好工作，名校生就更抢手了。

1999年，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年国家开始大学扩招计划，招生规模从过去的二三十万，一下增加到150万人。

大学变多了，能容纳的大学生也就多了。

高校扩招，教育普及，让农村孩子有机会走出大山，获得比父辈更好的生存机会。

扩招至今，已经推行了22年。

和通货膨胀类似，钱印得越多，手里的钞票就越不值钱；学历本印得多了，学历也一样越来越不值钱。

90年代的大学教育，是精英教育，彼时的专科生堪比今天的硕士。

扩招后的大学教育，变成了大众教育。

深圳某中学，就招北大硕士当老师；杭州的街道办，也来了一群北大研究生。高学历的竞争，从精英岗位的池子，溢出到基层。

硕士学历尚且变得普遍，普通二本就更司空见惯了。

最近5年，高考报名人数年均千万，考上本科的人数占比超过40%。

二本学生不是问题，扩招之下带来的学历内卷，用人过程中的学历鄙视链才是问题。

黄灯老师有个学生叫李妍，从村小到中学，都是前三名。但李妍的课外书，只有教辅资料。

每次做完题，她都会把习题后的那句名言反复品读，然后抄在笔记本上，这是李妍唯一的精神养分来源。

中考那年，她拼尽全力参加市重点中学选拔考试，满分30分的英语试卷，她一个题都没看懂，虽然全是选择题，李妍最后只蒙对几分。

一起考试的城里女生说，自己平时光看小说，没好好学，只考了27分。

一个“只”字，狠狠扎了李妍的心。她第一次明白什么叫山外有山，乡下前几名，在城里根本排不上号。

李妍上的初中，学校多的是无心学业的学生，校园霸凌天天上演。李妍的英语老师从不教音标，她只好用汉字标注单词读音。

尽管是班上第一名，李妍依旧觉得不甘心，想学的东西学不到，错误的地方也不知道错了。整体的低标准，决定了她靠自己很难往前。

李妍不是一个人，二本也不是小镇青年自带的属性。

受教育环境的差距，带来影响是天差地别的。

黄灯在书里说，她身边的二本生，按部就班，很少和老师争论学术层面的问题。

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自驱力差，期末划重点之后才会努力背题，考个还不错的分数。

现实的东西，他们会一项一项去完成，不会去做一些特别叛逆的事情。

表面看，是二本生自动躺平，甘愿当咸鱼。

事实上，回顾50、60、70后这辈父母、老师的教育，不难找出根源。

多数父母和学校，都偏爱“规训”式教育。

在家里，要听父母的话；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

从小训乖了的孩子，在思想自由的大学氛围里，却又期待他们翻身而起，挑战权威。

这就像中学以前不许谈恋爱，大学以后又开始催婚一个道理，是两种理念的双标。

二本生≠背景板

黄灯眼里的二本孩子，人生没有戏剧性，也没有太大野心。

这或许是她作为老师，“望子成龙”的感受。

事实上，二本学生不是没野心，而是不敢有，只能合理期待内撒撒野。

高中同学阿呆，爸妈在县城当公务员和老师，她是家里的独生女，相比大学里的特困生，已经算富裕家庭的孩子。

阿呆毕业后，以为可以留在省城。但参加几次国考、省考，都落榜了，最后考了特岗教师，分派到山里的村子任教。

本想着父母都是县城起家，自己怎么着也要在市里安身立命，实现代际跃迁。

但现实是，当下的情况，混得远不如父母当年的光景。

上课的小学不通公路，每学期开学，她都要坐5个小时的班车到集镇，再骑摩托回学校上课。

外界看来，这是阿呆无奈的选择。但好歹也是个体制内的活，她的工作在全系已经算不错的了。

汝之蜜糖，彼之砒霜。

精英阶层眼里，回老家进四大行、体制内是沦落；

但对大部分二本生而言，是挤破头也要上岸的机会。

精英阶层的理想，拯救不了洼地里的二本生；

拯救二本，还得靠他们自己权衡利弊，先保本，徐图东山再起。

去年，华坪女子高中校长张桂梅拒绝了一笔的捐款。

这笔捐款，是女高2015年毕业生黄付燕捐给母校的心意，但张桂梅不领情。

黄付燕2015年毕业，随后跟着丈夫在上海打拼，因是二本生，没有专业特长，只得从销售干起。

在上海的第一笔工资3500，黄付燕就给母校捐了1500，张桂梅欣然收下。

2017年怀孕，黄付燕回到贵州老家休养，期间再给母校捐钱，老师断然拒绝。

老师话说得狠，“我不要家庭主妇的钱”。

黄付燕懂她的意思，往大了说，家庭主妇是吃闲饭的工作，没有给社会创造价值。

往小了说，张桂梅老师生气，是有道理的。她要真沦为农村妇女，几十年的书白读了。

后来黄付燕考进当地体制内，成了一名基层工作人员。

在都市文化主导的媒体环境里，远在基层的二本学生毫无存在感。

他们不是天天上热搜的明星，也成不了某瓣小组里的顽梗青年。

但他们却做了那些没人肯做的事，守护那些没人肯到的角角落落。

无论是被动选择，还是主动下沉一线。二本生融入背景板，打的是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

二本的出路在哪里？

博士看不上硕士，硕士看不上本科，985、211看不上二本，二本看不上三本……

学历歧视早就司空见惯，但如果这种歧视，变成二本生的自我认同，将掉进“自我标签化”陷阱。

二本生的出路在哪里？

首先，功课做在前。

二本的落差，从步入大学那天起就已经猛烈的冲过来，但不见得是坏事。

二本院校里最常见的氛围，就是报复式放纵。经历了高考折磨，进入大学恨不得通宵刷剧、追综艺、玩游戏。

有KTV的聚会一次不落，谈个恋爱恨不得上厕所都黏在一起。

若想毕业时不那么迷茫，就要做狂欢里清醒的那个人。

大学四年是没有干扰，可以静心学习的最好时机。除了应付考试的学习，有含金量的赛事、创意创作，摆个小摊体验创业等，根据专业、兴趣去尝试新鲜事，都是不错的学习机会。

最怕苦出生，却在象牙塔得了“公主”幻觉。

其二，思维层面“去标签化”。

本科学历最大的作用是出入职场时，提供敲门砖，再高的学历，红利顶多吃10年。

工作10年后，跳槽、升职竞聘，更多看的是过往案例、实绩评估，而不是你毕业于哪里。

一旦固化“我是二本，不如名校生”的认知，在竞争中，不仅心理上矮人一头，也会削弱实现目标的自驱力。

毕业于四川二本院校的李原，如今是某搜索大厂的程序员。

回忆实习期，李原只有一个感受，“低学历进大厂，连发脾气的资格都没有。”

他大三开始在这家公司实习，里面不乏211、985的学生，李原自认低人一头，平时别人举重若轻的工作，李原做得小心翼翼。

实习期，他压力大到爆炸，每天都担心自己会不会被刷掉。于是大家都下班，李原还在公司加班，天天如此。

985那几个实习生3个月转正，李原不肯提，默默把自己继续当实习生，辛苦了5个月，公司才主动给他转了正。

能进大厂表示公司是认可的，二本无罪，有些苦，不必吃。

其三，找准自己的区间。

2大于1，是因为他们都是数。

985某种程度上优于二本，是因为比较的共同基础是“学生”，是过去的表现。

踏出校门，谁面对的都是世界的参差。没有必要和985毕业生比未来，也无法拉倒一起对比。

更明智的是找准自己的区间，在专业细分领域做到更优。

产品经理有产品经理的专业细分，程序员有程序员的专业细分，就是体制内，也可做专做精。

如特岗教师的奋斗区间，可能是教学业务技能，也可能是职级职称。

在区间内做到最优，已经十分不错，不必和与己无关的所有人比。

二本是常态，前路当向阳

2006年，青海14岁的高占喜干农活之际，弟弟赶忙叫他回家。

那是芒果台《变形记》第一季，高占喜的任务是换到一个富裕人家当儿子。

他在农村的家，没有经济来源，兄弟三个，哥哥辍学打工，弟弟还在上学，高占喜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小小年纪就和父亲干农活。

城里的生活富足，衣服光鲜好看，喝牛奶，坐宝马，孩子天性的高占喜享受并喜欢这一切。

但当听到父亲的腿受伤后，他立即回到现实，告别城市飞奔自己的家。

这可能是《变形记》唯一令人欣慰的孩子，因为这趟旅程，高占喜认定，要逆天改命，必须好好读书。

高占喜的确做到了，他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国防生。

相比当年，200块钱养一家的窘迫，高占喜已经吃上了读书的红利。

给二本生一些时间，也给底层慢慢变好的耐心。

毕竟草根逆袭的故事，80年代已经讲够了。

卖豆腐的白手起家当老板，下南洋的卖水成了首富，闯江湖的草莽时代，没有给90后、00后留有席位。

时移世易，一步跨一梯，缓缓变好才是多数人的励志，至于逆袭就交给时间。

考试选拨本来就是竞争性的，有竞争就有分化，有分化必然有排序：头部、中间、尾部。

排在哪里是社会的标准，站在哪里是自己的选择。

二本不卑微，它似苔花。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参考资料：

1.北京大学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二本学生，那么悲催吗》

2.黄灯《我的二本学生》

3.直面派《大厂里的二本学生》

4.南方周末《二本学上，站在人生的节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