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 杜牧《江南春》

这首《江南春》，千百年来素负盛誉。四句，既写出了江南春景的丰富多彩，也写出了它的广阔、深邃和迷离。

这首诗的来源是因为：梁武帝在位期间出现了南朝历史上少有的安定与和平的局面。武帝在位将近五十年，由于施政有方，文化繁盛一时，乃至后世用诗讴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梁朝是晋朝的东晋之后4个朝代之一，通常说法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朝这边，按一次顺序是：东晋、宋、齐、梁、陈；

梁的建国是因为：

    南齐的明帝极为暴虐，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杀害了高帝和武帝的儿子二十多人，这种残暴的施政被有“恶童天子”之称的东昏侯所继承，最后被在雍州襄阳（今湖北襄樊）起兵的萧衍（梁武帝——南朝梁的开国皇帝，502—549年在位）所灭。萧衍是南兰陵人（今江苏常州），南齐萧氏族人，其父萧顺之是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的族弟，亦是南齐开国功臣。

萧衍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很早就因文武双全、才干出众而被寄予厚望，他被列为南齐王族中的读书人、历史上著名的竟陵王萧子良的“八友”之一，在儒学、老庄思想、佛学上有深厚的积淀，是个有修养的人。这一点与南朝各代开国者都是非贵族出身的军人的情况，存在很大的不同。

南齐末499年，萧衍成为湖北要冲雍州的守将，率军抵御北魏的入侵。当时，东昏侯的暴政肆虐，就连萧衍之兄萧懿也成为其牺牲品。萧衍终于在501年连同藩镇的属官及襄阳地方的豪族和土豪，历数东昏侯的种种罪行，起兵并攻陷建康，第二年（天监元年）接受南齐的禅让，开创了梁王朝。

    南齐的明帝极为暴虐，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杀害了高帝和武帝的儿子二十多人，这种残暴的施政被有“恶童天子”之称的东昏侯所继承，最后被在雍州襄阳（今湖北襄樊）起兵的萧衍（梁武帝——南朝梁的开国皇帝，502—549年在位）所灭。萧衍是南兰陵人（今江苏常州），南齐萧氏族人，其父萧顺之是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的族弟，亦是南齐开国功臣。萧衍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很早就因文武双全、才干出众而被寄予厚望，他被列为南齐王族中的读书人、历史上著名的竟陵王萧子良的“八友”之一，在儒学、老庄思想、佛学上有深厚的积淀，是个有修养的人。这一点与南朝各代开国者都是非贵族出身的军人的情况，存在很大的不同。

南齐末499年，萧衍成为湖北要冲雍州的守将，率军抵御北魏的入侵。当时，东昏侯的暴政肆虐，就连萧衍之兄萧懿也成为其牺牲品。萧衍终于在501年连同藩镇的属官及襄阳地方的豪族和土豪，历数东昏侯的种种罪行，起兵并攻陷建康，第二年（天监元年）接受南齐的禅让，开创了梁王朝。

    这一点与南朝各代开国者都是非贵族出身的军人的情况，存在很大的不同。南齐末499年，萧衍成为湖北要冲雍州的守将，率军抵御北魏的入侵。当时，东昏侯的暴政肆虐，就连萧衍之兄萧懿也成为其牺牲品。萧衍终于在501年连同藩镇的属官及襄阳地方的豪族和土豪，历数东昏侯的种种罪行，起兵并攻陷建康，第二年（天监元年）接受南齐的禅让，开创了梁王朝。

    武帝（萧衍）即便在隆冬时节也会在凌晨两点起床处理政务，满怀经世济民的理想和责任感，推行宽政，致力于恢复疲敝的民生。在官吏录用政策上，一方面明确士庶贵贱的区别，另一方面为了顺利地实现国政运营，打出了重视个人才能和教养的方针，寻求贵族层的自我革新，并辅以官制改革，谋划对贵族制度进行重建。

因为最近南京寺庙发生的事，所以想回顾下这段历史

说到南京这个城市，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六朝古都，江南水乡的文化有龙脉的地方，这六朝就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

对于南京在今天的江苏省一直有个说法，就是苏无常（苏州、无锡、常州）觉得虽然南京是省会，但是没有他们富有，而南京却觉得他们没有自己有文化；

继续上面那段历史：说说当时的佛教和寺庙

    在论述梁武帝时，不可忽略的是他对佛教的虔诚信仰。武帝原本对佛教颇有研究，在其在位的中后期，他对佛教的信仰变得更为热忱，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而且他的信仰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乃至将佛教导入政治的世界，希望据此建设理想的社会。

    佛教认为，世俗的世界是苦难的世界，苦难的根本源于人对不断变化的物质、现象的执著，只有断绝了这种执著，才能生出觉悟。这种思想将现世看成是没有实体的虚幻世界，而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特别重视祖先崇拜以及与祖先崇拜有着密切联系的家庭纽带的民族，可称作是中国民族宗教的儒教是对这种思想所作的体系化总结。因此，在儒教的国家体制下，皇帝却亲自取消了祭祀中的血食，这原本是违背传统的大忌。

    在中国社会中，“孝”被视为是人需要具备的德目而最受重视，皇帝作为社会的师表，也有义务重视和实践“孝”道的要求。而武帝却对这一方针作出了重大改变。

武帝践行的四次“舍身”：武帝为了表示其佛教信仰的虔诚，践行了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舍身”。顾名思义，“舍身”是指舍弃自己的凡身、自作苦行供养佛祖的壮烈行动，一般通过布施财物代替苦行。武帝在位期间，曾于527年、529年、546年和547年一共践行了四次“舍身”。

    “舍身”的经过是这样的：武帝御幸同泰寺，召集僧俗举办大法会，皇帝脱下龙袍，身披袈裟，舍去凡身，以一介凡夫的身份为佛寺服杂役，为比丘、比丘尼开讲佛典。后来，群臣以一亿万钱将舍身的武帝赎回，大臣们恳请他回到皇宫。武帝三次舍身，又三次还俗。最后一次他再次召集僧俗举办大法会，不再回到皇宫，并实行大赦和改元。

图：建康台城址 从明代南京城北侧的城墙眺望现在的鸡鸣寺。鸡鸣寺为明代在南朝梁的同泰寺原址上所建。照片中可见到的鸡鸣寺的山麓与明代城墙相接的地方，被认为是南朝台城的遗址；

    后世的史家指出，武帝如此奉佛的方式，招致了梁的亡国。表面上看，武帝的尊崇行为似乎脱离了常识，我们不妨注意一下最后一次“舍身”时所进行的大赦和改元。中国的国家仪礼通常依照儒教之礼进行。然而，武帝在这里却遵循了佛教的规矩（虽然并非一切国家礼仪均如此）。

    改元本是作为人世间统治者的皇帝所进行的一项政治行为，改元即象征着皇帝在万象更新的世界中重获新生。而大赦则旨在与万民同享万象更新的世界，以期重建皇帝与万民之间的纽带。武帝根据佛教的仪式，进行了这两种象征性的活动。

    佛教传播到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其教徒人数获得了爆发性的增长。这从留存到现在的许多佛教遗迹中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而佛教得以如此迅速地在中国大地上扎根的背景在于，汉帝国经过长达四百年的稳定统治之后崩溃，继而魏晋南北朝的动乱时期到来，民众无法从原来的儒教价值观中获得自我解脱，只好从异国宗教——佛教中求得自我救赎。

    另外，对于这个时期迁移到中国的非汉民族而言，佛教亦是起源于异国的宗教，因此成了容易接受的宗教。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广泛而深入地渗透，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也正因为如此，这个时期的当政者寄希望于通过引进佛教来收揽人心。当我们根据这样的历史趋势在这里探讨武帝的舍身行动时，可以将其看成是这种历史状况下的一种结果。

    总而言之，武帝践行舍身的行为，如果单从其虔诚的佛教信仰中寻找原因则存在不能解释的地方，一般认为，这里面包含着武帝的意图，他希望将舍身的仪式定位为借用佛教所举行的国家仪礼以及象征世间万象更新的仪礼，同时实现国家团结。

    不应忘记的是，当时同样希望借助佛教实现镇护国家的北朝的行动，当然也进入了武帝的视野中，而他对佛教的虔诚崇拜，在追求实现天下再统一的南北两朝中亦具有意识形态战的一面。

    然而，像武帝这样以“大慈悲皇帝”为目标而对佛教的狂热尊崇，虽然梁朝的统治使佛教盛极一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不良风气再次滋生，皇族放恣，亲信专权，贵族层开始在工作中避实就虚。

武帝的失败：

武帝实行宽容的“仁政”而出现了皇族、亲信等人的放恣和专权，武帝却不加追究。再加上后来由于昭明太子（501—531）去世，武帝将昭明太子之弟萧纲（简文帝）立为太子，又招致了皇族的不满，诸王之间出现了不和，王朝的统治基础逐渐瓦解，最终走向了灭亡。

在这一点上与西晋的亡国有着相同的轨迹，可以说这显示了那个时代的某种局限性。然而，武帝并没有深刻地意识到，他对政治流于放纵以及对佛教的崇拜所带来的危机。武帝本人对自己正在实施着的良政坚信不疑。

。。。。。。

对于历史如何评价，我特别喜欢一首诗里面写的：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来源：《汴河怀古二首》 -皮日休）

历史只能由后人来评价：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 杨慎《临江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