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大学老师，不是计件工”

李唯（化名）是某985高校的一名国家“杰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他在办公室向半月谈记者说：“量化考核太多，我都一直没有搞清楚。但是如果这个聘期内拿不到项目，就要被淘汰。”

李唯说，他所在高校对科研团队的考核有详细的指标要求，包括发表高水平论文的数量、引进各层次人才的数量以及申请各级科研项目的资金到账数等。“合格意味着能拿到工资和基本绩效，不合格就要被淘汰。”

半月谈记者从某985高校工科院系对科研团队的考核清单里看到，一个聘期内（4年）的考核要求共有6项，科研团队至少需完成其中3项才能视为考核合格。

“现在大家是拼命搞项目、发论文，虽然是4年一个聘期，但是每年都有考核，计算工分，教授的任务没有完成，就扣发奖金。”

李唯说，4年一个周期的考核，决定你4年后能否继续聘用。

“我们给学生考试打分，谁知道我们也是年年被打分。”

2016年出台的《教育部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规定，教师科研评价周期原则上不少于3年；科研团队考核评价周期原则上不少于5年。

武汉某211高校一位教授说，按照工资标准，一般大学教授基本工资就是4000元至5000元，而绩效工资是按照项目总资金额度的6%计算推导出来的。如果没完成任务，就没有其他收入。

半月谈记者调研中发现，对于有关管理部门的量化考核，不少教授开始“反抗”。

“现在许多教授不愿意拿大项目，就拿300万元左右的项目。”一位工科类青年教授认为，这样既容易完成，对考核也有利。“大家都知道这样是不负责，但是没办法。”

湖北某重点高校一名优秀青年教授说，学院给教授下的任务折算下来，平均每年要拿下200万元项目，他几年前拿到一个5000多万元的国家部委项目。

“按理说，这可以管25年，他不用担心考核，可以安心研究。但是，4年聘期一满，全部又清零。

“今年已经过去3个月了，我每天都很紧张，都在写基金申报材料，不然这4年再没有拿项目，零元进账，我考核不合格，就要滚蛋了。”这名教授说，

“这种年年考核、一个聘期后归零、重新再考核的感觉，令人心累。”

“按照这种考核，爱因斯坦也进不了我国的985高校。即使进去了，不到2个聘期就被淘汰了。”李唯一脸严肃地说，

“这不是一个笑话。计件工分制让人无法安心投入原创性科研。”

半月谈记者调查了解到，当前国家科研项目也是按照时间节点考核，例如一年、半年为一个节点，要求实验进度或者阶段性成果，主要是发表论文情况。“这个节点考核通过后，才拨付下一批钱。”高校教师反映。

不少有留学背景的教师说，在国外，许多教授一辈子可能没出“成果”，同样被认为很称职。因为不少重大科研的背后，都有他们默默无闻的贡献和积累。“回到国内，焦虑感变强，天天围着考核指挥棒转。”

“大学校园不是计件工厂，教授们更不应该是计件工人。”

湖北某重点高校一名从事教学管理的教师说，对于高校教师这个庞大的人才群体，如何构建更加合理的评价制度事关重大。

受访高校教师们建议，应针对不同类型、层次教师，按照不同学科领域、不同研究类型，建立科学合理的分类评价标准。要把重心放在创设宽松的学术环境上，让高校教师平心静气地进行科研创新。

“应该让用人单位来评人才，让成果使用单位来评成果。”

一名教授呼吁，当下国内高校在论文、职称评定的过程中，经常出现外行评价内行的情况。

人才评价的重心应该下放，以进一步激发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科研人员创业还有哪些“紧箍咒”

“国家鼓励创新创业，让科研人员有更大自主权，作为一线科研工作者，这几年感受到很大改变。”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研究员刘宜伟在2018年带着自己的科研成果，成立了一家开发弹性电子器件及可穿戴设备的高科技企业，科研人员创业团队占股84%，中科院宁波材料所占股16%。

“以前科研人员聚在一起的时候，喜欢谈项目、文章和‘帽子’，现在大家会更多地谈行业的难点问题和技术的潜在价值。”刘宜伟说。

两年前，浙江大学5位学者的12项专利成果作价3000万元入股中天海洋系统有限公司，分享成果转化股权70%的奖励，一时成为浙江科技界引人瞩目的新闻。该团队负责人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杨灿军介绍，公司成立不到半年，就在实验室成果的基础上研发出“水下观测网水质监测系统”，在地方水污染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这几年的政策出台，教师们对科技成果转化的热情高了很多，很多老师来咨询相关问题，不少人的筹划已经具体到细节。” 

浙江大学工业技术转化研究院直属党总支书记张丽娜说。

不少科研人员表示，政策的暖意他们感受得到，但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还存在一些险情和陷阱，有些失之模糊矛盾处仍困扰着他们。

“怎么确定一项成果究竟值多少钱？这仍然是个难题。”

浙江大学科研院成果知识产权部部长李寒莹说，评估环节战线如果拉得太长，会直接影响到知识产权的时效性，令其价值受损。

科研人员带着“身份”创业，固然方便树起让业界心动的招牌，在开张前却也给自己带来不少难题。对很多审批手续来说，科研人员的身份都属于“例外”乃至“意外”，办理程序还不清楚，大家只能一个个单位、部门去协调。

“今年，在我们的努力下，技术转让递延纳税终于在地方税务部门备案成功了，让大家不必再为只要成果一转化马上就得缴纳20%的税而苦恼，可以等到真正产生价值之后再去交税，多少算个令人欣慰的消息。”张丽娜说。

此外，半月谈记者了解到，一些科研人员仍然担忧成果转化、创新创业到底“有没有用”。

“创业能不能算入工作量、纳入考核？失败了是不是几年的绩效也得搭进去？一个创业项目等于几篇核心期刊，几个国家课题？如果创业没法真正与职称考评机制合理衔接，敢于迈出这一步的科研人员还不会很多。”浙江一所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说。

部分高校对于有科研成果的教师创业又有不同的顾虑。高校管理者担心的是，教师创业毕竟不属于高校的核心职能，有教师离岗创业，校方虽然可以再招人，但这样的教师很多是学校迎接各种评估倚重的能人，走了之后学科建设留下的空白谁来填，校方无形中增加的考核压力怎么破？

科研人员投身创业，这一创新活力与市场活力的合奏到底该如何指挥？科研人员普遍期待，激励政策规定更细致，落实更到位，让“紧箍咒”变为“迎宾曲”。

“要想让科学家享有更多不打折扣的创业自主权，上要有顶层设计，下要有部门合力。”

张丽娜说，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如何进一步简政放权、简化价值判断程序，扩大税收优惠范围，让科研人员有更多的“获得感”，都是亟待解决的细节问题。

在政策执行上，要对不同类型创业项目分类指导，对有前瞻性的创新创业项目，尤其要在提升其抗风险能力上做出具体安排。“比如创投基金可以一部分投入较成熟的、很快就能有造血能力的项目，一部分投入具有一定风险的高端科技创业项目。”刘宜伟说。

此外，还需落实科研人员考评体系改革，推动“身份管理”转为“岗位管理”。如浙江大学已经尝试增设应用推广型教师岗位，中科院宁波材料所则着手以研究和工程系列“两分开”考核不同的科研人员，工程系列考评重心放在科研人员在承担的转移转化项目中所做的贡献、为企业带来的价值。

还有科研人员认为，要强调高科技创业在国家“双创”乃至“三创”大计中的重要位置，营造社会价值导向，为投身创业的科研人员打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只有创造出一个平等的发展环境，人才才能真正放开手脚、发挥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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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半月谈》2019年第6期，编辑：nhyi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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