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中美科技 “决斗” 已开始

中国“十四五”规划大幅提高科研投入的目标，明确科技自主路线；为应对中国挑战，美国政府可能推出冷战以来最有力的产业政策，确保在关键技术上的领导实力，也试图摆脱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

一场“决斗”已经展开，胜败如何关系重大。

肖先生是中国一家主要互联网云技术公司的物联网（IoT）技术科学家。在他看来，美国技术和美国企业主宰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是明日黄花。

“云、手机和4G是1848年美国淘金时代的锹和牛仔裤，是工具。”肖先生（化名）在接受美国媒体电话采访时说：“这个战场，淘金也掏完了，淘金的工具也淘完了，战场已经结束。”

这位要求匿名的无线通讯技术科学家说，信息通讯技术下一个“淘金潮”将是物联网的时代，而中国将成为万物互联时代的科技主宰。

“从移动互联网的手机、云和4G，到现在需要边缘计算和设备，这五个东西将成为未来五到十年争夺的战场，下面十年的淘金时代的基础设施是这五个基础……在这个五个技术的象限里面，中国的生态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完整。”

肖先生所在的云计算+物联网行业将成为中国科技实力、甚至是国家整体经济动能的新增引擎。中国政府最近在“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将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定为“七大数字经济重点产业”。

“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到2025年，中国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要从2020年的7.8%提升至10%，“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要超过 17%。

中国在2020年11月公布的对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的指导建议中，立下了在2035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目标，并表示要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等前沿领域。

战略目标显然是引导中国科技政策的重要指向。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科技与国防政策研究员科隆·科钦（Klon Kitchen）说：“中国正确地认识到，要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保护和追求自己的利益，它需要成为几个新兴技术产业的领导者、甚至是唯一的领导者……如果中国想树立他们寻求的那种国际影响力、并利用这种影响力，在这些行业中的领导地位将是必不可少的。”

面对中国试图成为世界科技霸主的雄心，一向倡导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可能拿出冷战后少见的政府引导措施。

长久以来，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一词在美国的决策环境中并不受欢迎。以政府力量干预资源配置被视为对自由市场的不正当干预，将公共经费投入科研也属于这一范畴。

根据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CFR）的分析，美国政府一般只会在应对危机和外部威胁时实行某些产业政策，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二战时期的工业动员、以及冷战时期的美苏太空竞争。

美国国际战略咨询与商业发展公司马丁—克伦普顿集团（Martin+Crumpton Group）战略情报部门执行总监瑞瓦·古戎（Reva Goujon）认为，在中国继续推行加速研发投资的政策、试图超越美国的同时，美国如何以产业政策应对是更值得外界关注的决策转折点。

古戎说：“中国为其战略技术目标砸下重金，这自然地催化美国提高研发支出、加强投资筛选、提供税收抵免和其他激励措施以促进美国技术制造和创新。”

她说：“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美国看到，一种转变正在浮出水面——立法者和企业都在适应产业政策和‘大政府’的新时代，他们越来越认识到，在大国竞争的大环境下，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不足以保护国家安全利益。”

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2月24日签署行政命令，指定联邦政府部门对全球供应链和美国在关键行业的潜在弱项进行百日评估，其中包括半导体产业中的制造和先进封装供应链、用于电动汽车等产品的高容量电池产业供应链、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矿物和战略材料供应链、以及与制药和活性药物成分有关的供应链。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最近也表示，在这些领域上的竞争要求“美国进行循序渐进、大胆的公共投资，使我们保持领先地位”。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的跨党派议员领袖也宣布正在合作起草立法，为在关键产业中打赢中国提供上千亿美元的资金。

美国国会研究处（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今年1月对中国“十四五”计划目标的分析中说，中国为了发展规划中优先的战略技术，正在优先努力通过尚未受到限制的国际途径获得外国技术，例如在开放技术和基础研究方面建立伙伴关系，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以及通过人才招揽计划吸引外国专家到中国工作。

这份分析报告建议，美国需要考虑是否应加强出口管制、以及如何通过贸易政策确保供应链安全，并与盟友和伙伴展开技术合作。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科钦表示：“‘产业政策’这个词充满了某种政治分量。”

科钦认为美国并不会像其他国家那样以举国之力对经济进行大规模干预。但他表示：“在国家安全利益制约下的合理的贸易政策和连贯的经济政策，美国绝对会去利用，而且可以利用。”

战略情报问题专家古戎强调，美国目前并未对如何运用产业政策达成一致。

她说：“政界人士普遍认为有必要更有效地与中国竞争，但在策略上不太统一。例如，在什么情况下，出口限制和学术交流限制会对美国的创新文化、市场竞争力和人才吸引力产生反作用？即便是重新制定特朗普时代的规则，让限制不那么集中在一般的消费者应用产品上，而更多地集中在最终用途和最终用户筛选上，这也需要时间。”

有分析认为，尽管中国在新型武器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瞩目的成就，但清楚地认识到到自己在“卡脖子”关键技术领域的科学基础受制于美国。

为了真正实现科技实力的“自立自强”，中国政府在“十四五”规划中，把基础研究放到了更重要的位置：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提高到8%以上。

不过，即便中国计划在基础研究领域连年加码投资，但整体投入水平与美国仍有不小的差距。

中国官员说，2020年中国基础研发投入在总研发经费的比重是6.16%，约为1504亿元（约合231亿美元），并推算这个数字到2025年可以达到2800亿元（约合430亿美元）。

相比之下，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2020年的一份报告，美国2018年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支出为970亿美元，约占美国研发总支出的17%。

不过，美国政府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占GDP比重多年来停滞不前，这引起国内科技政策分析人士的长期诟病。

战略情报专家古戎说：“中国增加研发投资的意图与美中争夺技术主导地位的斗争紧密相连。尽管美国的研发支出总额早已超过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但自1995年以来，中国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一直呈陡峭曲线上升，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却在下降并停滞。”

中国的科技环境对美国的科技界从业者仍有很大的吸引力。科技媒体Protocol 3月15日发布的对美国科技行业从业人员的调查结果显示，60%的受访者支持与中国科技公司进行更紧密的合作。

不过，美中科技供应链彼此脱钩似乎已经势在必行。谷歌前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领导的“中国战略组”（China Strategy Group）去年秋季发布的一份评估报告说，回归到特朗普政府之前的那种美中关系“现状” 不能也不应该成为美国的政策目标。

报告说，美中两国的内在趋势必然会导致某种程度的技术产业分离，虽然这一过程可能充满紧张和混乱，但从长远来看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科钦说，鉴于中国的军民融合路线、以及中国政府与其工业之间的关系，美国已经意识到，如果供应链通过中国，“将面临供应链中断风险”。

他说：“美国的目标是减轻不可接受的风险，同时尽量保持（与中国的）合作。还有待观察的是，有多少合作是可能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将由中方决定，以及它选择如何采取行动。”

不过，在中国云技术公司科学家肖先生看来，在他的行业，外国企业在未来几乎不可能再打入中国市场。

他说：“（中国的）客户多，需求、消费者多……从业者也多，中国的从业人员已经掌握了相关的技术。”

“未来不是外国很难打进来中国，而是中国会成为世界科技的中心，要反向渗透到欧洲和美国。因为生态在中国，美国和欧洲没有任何可以和中国竞争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