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新生代父母的育儿困境 艾媒咨询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90后占母婴群体的比例达52.9%。如今,90后群体接过了生育棒。新一代的年轻父母,整体上文化层次并不低,物质条件也远胜上一代,但在育儿问题上,似乎比自己的父母辈要焦虑、手足无措得多。 育儿焦虑的产生与社会环境的巨变息息相关,当代社会中的竞争压力、阶层晋升、教育公平等方方面面,无不刺激着新一代父母的神经,生育率下降同样也反映出了我国年轻夫妻所面临的“育儿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出现急剧转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巨型的市场催生出了远超一流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高收入岗位,而我国人均GDP世界排名仍在50名开外,地区发展水平差异逐渐拉大,这也意味着我国的大城市会更具吸引力。 因此,年轻人不断涌入大城市,去追求更高的学历、耗费更多的精力来博一个“好未来”,这也导致了一种竞争式的育儿文化。因为,无论是对下一代子女“向上的期盼”,还是“防止跌落”的担忧,都会让竞争加剧,大城市的生存难度也会变得更高。 时至今日,高考依旧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如果没有高考,分数外的竞争更会是难以想象的激烈,普通家庭的孩子或许永无出头之日。于是,高考顺理成章的成为“捷径”,是无数家庭为之不断竞争的目标。 此前,大部分家庭理想中的子女教育打怪升级路径是从购买学区房开始。好的学区房能让孩子上个好小学,之后再一路课外补习,确保孩子成功升上高中、考上一本及以上大学,毕业以后再参加公务员和国企考试,得到一份正规且稳定的工作。 而我国大城市有限的财政和公共服务,却难以满足大量新流入人口的需求。买房难、建档难、就医难、入托难、上学难等问题也就不断凸显。 很简单,有限的资源被过度竞争,就会陷入内卷。 “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是竞争式育儿文化最鲜明的表现,每位父母都希望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因此,子女教育的经济总投入则越来越成为不容小觑的大问题,校外培训班也越来越成为新生代父母难以承受的养育之重。 现在双减之后,课外班竞争的发力点则转移到了各类兴趣班上。“别人都在学,不学怕落后”是众多家庭报班的重要原因,体育艺术类培训课程也随之疯狂涨价。 在社交媒体上家长晒出来的“精英教育”账单里,少儿级别的冰球训练一节课450元,一周上课4至5次,一个月下来单学费就要8000多元,除此之外,各类乐器的学习也少不了。 而在网上流传广泛的“中国十大城市生育成本排行榜”里,北上广深的养娃成本更是早已超过了200万。 除了全国范围内的人口向发达地区集中,各省内也同样存在人口向相对发达城市集中的趋势,因此中西部大城市对教育的“军备竞赛”,也不比一线城市轻松多少,京沪群众们担心的问题,在小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很多父母平时省吃俭用,但面对孩子大几千的课外班费用时,却丝毫没有犹豫。 除开占大头的教育费用,养育子女的医疗支出也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养育子女增加的住房需求更是加大了家庭总体消费支出。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不养娃不知养娃成本高”——这大概是每位新生代父母的烦恼,养娃的高支出也让孩子被形象的戏称为“四脚吞金兽”和“行走的碎钞机”。 此外,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很多年轻家庭都面临着“上有老下有小”的局面,家庭的负担也会进一步加重。 04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在二胎三胎的讨论里,很多父母都表示坚决不再生了,除开养娃的高成本,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育儿难”。俗话说“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养一个已经太累了,身心俱疲,养不动第二个,更别说三胎了。 在孩子出生后,首先摆在新手父母面前的第一大问题是:孩子谁来带? 在我国大部分家庭的经济条件下,都需要夫妻二人共同工作,才能维持生活质量,但如果两个人都上班的话,就会面临孩子无人看管的问题。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办法就是由家中的长辈带——老人天天在家不用上班,正好可以帮忙带带孩子。 然而,在不同生活背景下成长、具有不同知识体系的两代人,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育儿观念的冲突,反而会新增更多的家庭矛盾。 虽然老人带娃有缺点,但家中有长辈能来帮忙照看的,也算是幸运的情况,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大部分都选择离开家乡,到大城市打拼。很多父母都不放心直接把孩子送回老家,但如果把家中老人接到到城市,则意味着住房需求和生活成本的进一步提高,老人也需要重新适应陌生的生活环境。 婴幼儿时期过后,对孩子学习和身心健康的引导,不仅会倾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要求家长们掌握好正确的教育方法。而新生代家长在家是孩子父母,在外是承担着职业使命和社会责任的职场人、社会人,受到角色身份的冲突和时间精力资源限制的双重掣肘。 日常休闲娱乐和事业发展是青年父母在育儿路上需作出的较大牺牲,其中女性家长的牺牲相对更明显。《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显示,中国家长每天花 4.6 小时陪伴孩子,其中女性家长是照料和辅导的主力。 “生育惩罚”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重点。生育惩罚,又称生育代价,是指在劳动力市场中,女性由于生育而对其自身职业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女性都会因为生理和家庭责任的原因,难以在工作上投入与同龄男性相当的时间和精力。 在家庭制约、人力成本、雇主歧视等因素还在加深女性的生育代价的前提下,仅靠单一的产假政策,无法从根本上缓解女性的生育与生产矛盾。 因此,为已婚已育青年制定一整套协调而具有内在统一性的“生育友好型”公共政策是当务之急。 从国际经验来看,公共政策越早干预生育问题其效果越好,且各国几乎都采取了多部门“合作治理”手段,也即在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时,往往多种政策多管齐下,政策间相互配合与补充。 在目前阶段,我国“生育友好型”公共政策必须是政府、社会、用人单位共同出台的一系列公共政策组合,再配合家庭、个人的共同努力和付出,以期对破解低生育率之难、化解“育儿贵”“育儿难”之困,发挥政策组合拳之功效。 从国家政府层面上,制定并实施“三假两补一优惠”制度,即:延长产假制度、二孩附加产假制度、延长父亲带薪陪护产假制度,同时针对新生儿家庭的现金补贴制度、租房住房补贴制度,以及面向新生儿家庭的税务优惠制度。 从用人单位层面,对有生育责任的女职工在绩效考评、职称评审、职位晋升等方面,不能采取区别对待甚至歧视的措施,在怀孕、哺乳、入托等特殊时期,应适当增加弹性工作时间安排,允许特殊情况之下的远程上班等等。 从家庭和个人层面,要调动家庭可利用资源,如争取隔代照料,夫妻互相协调,分阶段合理安排个人职业发展目标,预留精力时间等资源空间,以圆满完成子女养育的社会责任。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让新生代父母面对育儿问题不再焦虑、紧张,才能使其真正释放生育意愿,促进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资料:廖敬仪,周涛.女性职业发展中的生育惩罚[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20,49(01):139-154.黎淑秀.长三角城市群的育儿困境及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J].青年探索,2021(03):88-98.尤佳. 新媒体视域下中国当代育儿焦虑研究[D].河北大学,2019.ybińska, A. A Research Note on the Convergence of Childlessness Rates Between Women with Secondary and Tertiary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Eur J Population 36, 827–839 (2020). https://doi.org/10.1007/s10680-019-09550-z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5/t20210510_1817176.html长江商学院:《欧阳辉——高房价让年轻人不敢生?如何破解“低生育率陷阱”》 https://www.ckgsb.edu.cn/faculty/media/detail/157/6310.html人民论坛:《当前中国家庭户小型化的社会意涵》http://www.rmlt.com.cn/2021/0805/620907.shtml经济日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人口机遇和挑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解读》http://views.ce.cn/view/ent/202105/13/t20210513_36553277.shtml北京日报:《推动人口生育率向更均衡水平靠近》https://bjrbdzb.bjd.com.cn/bjrb/mobile/2020/20201123/20201123_014/content_20201123_014_1.htm中国新闻网:《韩国2020年出生人数创新低 人口首现负增长》https://news.cctv.com/2021/01/03/ARTIftVXu2yLvkQTEQzO6fQg210103.shtml 延伸阅读👇 延伸阅读《空荡荡的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