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游”“戏”底色

我们当下的很多基本认知是在西方哲学观念的影响下形成的。比如游戏，如今通常会被认为是对人剩余精力的消耗，跟艺术更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如今跨界盛行才产生了关联。因为西方艺术史上即便有席勒和斯宾塞曾经提出的“游戏说”，也更多是对名词的借用。唯有每两年都有一次的夏季和冬季奥运会，还复古诚恳地挂着“游戏（Games）”之名。

古罗马时期，在马戏场进行的游戏被称为马戏表演，在剧场举行的游戏被称为舞台表演，在公共场合进行的游戏就是节庆表演。如今我们的“奥林匹克游戏”借助对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解读，以及对社会经济社会发展、城市面貌提升的期待，被赋予了绿色、科技、人文的解读。

这是一种严肃的阐释，也同时提醒我们，即便在西方，从古代希腊奥林匹亚点燃第一束圣火的时代开始，“游戏”其实始终暗含着比现代人所理解的概念比起来，要广博、深邃得多的含义。

即便如此，基于当代的认知，我们恐怕也很难理解“游戏”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所浸润的程度之深，甚至构成了中国文化底色的一部分。

要知道，早在唐代，中国用儒家观念所界定的游戏，不仅包括了“斗鸡走狗六博踏鞠”这些到如今已经发展了三千多年的各种耍物，还包括更早时期就已存在的戏剧、说唱和杂技，还有节日里所包含的各种表演、娱乐和竞技形式。光是唐代画在敦煌洞窟里的各种游戏就有几十种。所以这篇文章并不打算梳理各种数量庞然的娱乐表现形式，而是来探一探构成中国文化底色的“游”与“戏”。

汉语中的“戏”字非常有趣。如果我们从《说文解字》和《国语》《诗经》一路梳理下来，可以知道是始于“斗兵，广于斗力，泛滥于斗智，极于斗口，是从戈之意也”。这是生活在清末民初的姚华先生进行的整理。

他梳理出来，在上古时期，戏是伴随着祭祀仪式或者劳动进行的歌舞杂技表演和游戏娱乐，主要就是拿着兵杖相互舞弄，配合角力、歌舞进行表演。后来含义变得更广，增加了取笑和戏谑的意思，不仅表示一般的游戏娱乐，也包括了充满游戏精神的艺术。

实际上，在中国人的思维和语言里，游戏和艺术很难分开：中国人的游戏娱乐生活总是在追求艺术化，而中国的文学艺术和为之塑造的传统文化从来都带有非常浓厚的游戏精神。

在古代中国，戏剧和小说是理所当然被视为“游戏”的。从“戏剧”这个名字，就指的是百戏之中特别的一种“剧”。所以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就说，戏剧这个行当的祖师爷是“以游戏而得道，留此教于人间”，是说祖师爷的游戏达到了非常高级的水准，得到了游戏的真谛，才创立了戏剧。

同在明朝的李贽也说，“杂剧院本，游戏之上乘也”，就说戏剧不光是游戏，而且是游戏的高级形式。在古代小说理论中，曾经围绕小说这种形式到底有什么功能和意义，产生了很多观点的碰撞，以韩愈为代表的“游戏无害论”，以张籍为代表的“游戏有害论”，还有“游戏有益论”和“游戏抒愤论”，都是暗示了小说与戏剧同样具有的游戏属性。

中国的艺术表现形式与西方重模仿的传统不同，更强调虚拟和程式。在中国戏曲中，舞台布景从来都十分抽象，甚至什么布景都没有，也可以演出全本。几个表意的动作就能展示山山水水，几个圆场就可以表示千军万马。

这种对时空的灵活虚拟，便也是禅宗“游戏三昧”的其中一种体现。而更具有象征意义的至少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的古代游戏“竹马”。不过只是孩童模仿大人骑马，把竹竿夹在两腿之间，以竹竿代马嬉戏玩耍的简单游戏，却成为流传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符号。唐诗中往往都用“竹马”替代童年，“竹马之好”和“青梅竹马”成为了古代友谊的集体身份认同和象征。

“御竹飞行”是古代方术之士的技能，更是中国古人早期的科幻想象。甚至在成人世界里，竹马也是德政的象征，用“竹马迎交”作为对贤德爱民官员的称赞。在唐代之后，竹马游戏甚至直接跟传统戏剧结合起来，形成了“竹马戏”“竹马灯”之类的艺术游戏。

中国的古代文化有雅俗之分。高雅的文化以诗文为代表，是属于士大夫的；低俗的文化则是属于游戏的，以戏剧小说为代表，非主流、诉诸感官娱乐，是老百姓的文化形式。

实际上，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除去特别庸俗、低俗、媚俗的内容以外，古代戏剧和小说确实在汲取当时多种游戏娱乐精髓的基础上，创造出许多至今仍可奉为经典的高水准作品。从彼时起，“游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含义，再一次得到扩展，从单纯的娱乐游戏，拓展为一种审美方式，被称为“戏喻”。是借助游戏的方式，将不能直接表达，也不适于用庄重诗文表现的一些情感状态，比如牢骚、抑郁、放浪，用委婉和隐喻的戏剧方式表达出来。

这就给以“乐”为主的游戏精神增加了悲伤的维度。正如汤显祖为小说辩护的时候说的，小说是“游戏墨花”，读了让人“心开神释、骨飞眉舞”，怎么会不利于读者“涵养性情”呢？

梁实秋当年比较过中西方欣赏戏剧的不同。在中国听戏，绝对放肆，戏园子里自由走动，该吃吃，该喝喝，说话、吼叫、吸烟、吐痰，小儿哭啼，打喷嚏、打哈欠、打赤膊，吵架争座位都没人管。

但外国的戏院则需要穿上大礼服，正襟危坐，“简直是活受罪”。这种粗糙的娱乐，便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境界，观众们参与到游戏的创作中，与舞台上高雅的艺术追求形成了有趣的共谋。

其实即便是在诗文这种高雅的文化表现形式中，也是充满游戏精神的。并且为了规避“游戏”这个低俗的称呼，文人们另外创造了一个词，叫做“游艺”。“游于艺”就是儒家文化中一个基本的观念，在“文以载道”这样庄重严肃的社会功用之外，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强调娱乐身心的作用。

这种高雅文人的游艺发展到后来，从对游戏娱乐精神的追求，堕落到对文字游戏的追求，品位一落千丈，不足挂齿。

如今被我们挂在嘴边的不少传统游戏，很多都是有钱有闲的文人雅士发明出来的，与普通老百姓关系并不大。

比如古代文人雅士颇好玩耍一种叫做“曲水流觞”的游戏，这是从三月三上巳节中发展出来的一种习俗。文人们坐在水渠两边，在上流放置酒杯，顺流而下，酒杯停在谁面前，谁就取而饮之，并且写一首诗。如今著名的《兰亭集序》便是王羲之给一次曲水流觞游戏之后的那些诗作汇总而成的诗集所书写的序言。

曲水流觞

跟儒家的“游艺”不同，道家强调“游神”。道家的这种境界体现在庖丁手里的那把解牛刀上，用了十九年，刀刃还跟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一样。庖丁解牛的时候，眼中都是牛的内部肌理筋骨，刀刃在筋骨空隙间灵活游走，在筋骨交错的地方轻轻一拨，骨肉就已经分离，像泥土散落在地上。

这是道家追求的境界，更是中国传统高雅文化中颇为重要的游戏精神，还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成语“游刃有余”。

世俗化的中国传统“游戏”，带给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极为不同的底色。它既统合了艺术跟娱乐，也塑造了中国传统审美与西方不同的特征，建构了中国独特的虚拟和想象世界。看似严肃威严的高雅文化也因此得以解构，甚至能将宗教修行也化为“游戏三昧”这样举重若轻的境界比喻。

在不经意间，人们都仿佛置身于儿童游戏世界中，在梦幻的悠游乐境中，化复杂为简明，用程式化的形式直接抒发出人生中的真趣味、真意韵和真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