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起了变化

作者 | 王德清

出品 | 雷锋网产业组

数字化在撬动着各行各业的大门，同样也在撬动着政府的大门。

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以来，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就成为了各级政府的数字化“一号工程”，同时也都将“数据多跑路、百姓少跑腿”、“政务服务只跑一次”、“一次都不用跑”作为口号去推动着政府数字化转型。

2020年8月，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指数排名从2018年的全球第65位上升到2020年第45位，达到全球电子政务发展“非常高”水平。其中，在线服务指数排名升至0.9059，指数排名大幅提升到全球第9位。

可见，在刚刚过去的“十三五”期间，我国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取得了可见的成效，这不禁让人深思，正在开启的“十四五”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的边界在哪里？

上海"试水"数字两会

2021年1月，各省市都进入了两会时间，就在上海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开幕的同时，一场特殊的“面对面”咨询活动正在“云端”进行。

往年上海两会期间，政府相关部门都会在会场摆摊设点，接待和解答会场内代表委员的应询，但受场地和时间的限制，总体的接待量有限，会场人员密度也较高。

此外，线下摆点对于应询单位来说，收集纸质材料完成数据整理也是一个大工程，不仅耗时耗力效率低下，且很容易出错。

在防疫形式严峻，提高应询答复效率等多重的原因的作用下，上海市政府办公厅会同市人大、市政协有关部门，组织市大数据中心、腾讯公司，创新性地在“上海建议提案办理工作”微信公众号和上海“一网通办”总门户搭建应询平台。

代表委员只需关注“上海建议提案办理工作”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上海“一网通办”总门户，在咨询时段内轻点屏幕，即可选择会场外的应询单位开展实时交流。

44家应询单位的672位业务部门负责人，在227条线路上为1600余名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提供在线咨询服务。

据腾讯企点副总经理宿智星介绍，通过移动化实时在线咨询系统，应询人员可以提前编辑话术和流程，加快回复和沟通效率。

同一应询单位还可以查看与该代表委员的对话记录，代表委员不管是电脑还是手机，登录后都可以进行历史对话记录查看，方便在多次咨询时，能够查找以往的对话记录，提升服务的可追溯性、透明度和满意度。

对于咨询的办理结果，通过电子化方式进行编辑、存档，方便统计办理信息和生成报告，电子化报告支持快速导出，生成纸质文件留存和查阅。

而组织管理方也可在活动期间，实时掌握代表委员的咨询进展和应询单位的沟通情况，实现对咨询人数、排队进度、接待状态等数据的“一屏通览”，及时指导应询单位更好与代表委员回应互动。

春运伊始，健康码开始“适老化”

1月28日，2021年春运大幕正式拉开，也就在这一天，刷身份证核验健康码的 “健康防疫核验系统”在广东省汽车客运站长者绿色通道正式启用。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所有人员进入医院、火车站等公共场所出入登记、出示健康码查验已成为不可或缺的流程。

但绝大多数老年人不会上网、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或没有智能手机，无法显示健康码在很多地方成为了一个难题。

广东省民政厅充分发挥省养老服务部门间联席会议牵头作用，在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的大力支持下，联合数字广东网络建设有限公司，通过深入调研了解老年人最急迫、最强烈的服务需求，齐心协力连续奋战1个月，于2020年12月30日全面升级改造健康防疫核验系统。

该系统只需刷身份证，无需手机扫码，就能进行出入登记和核验健康码

春运首日的广东省汽车客运站中，老人们将身份证“零接触”放在识别设备上方停留2秒，“粤康码”信息边实时出现在电脑屏幕上，绿码的旅客快速有序通行。

就在2月1日，该系统又陆续在广州站、广州南站、广州东站，广东省人民医院落地应用，为更多的人解决了不断亮码的麻烦事儿。

这一系统的使用，对于不会上网、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患者以及卡口工作人员来讲，避免了填写纸质登记表的繁琐程序和极大工作量、大大减轻卡口人员拥堵的风险。

除广东外，近期，四川启用了全省统一的健康码——“四川天府健康通”，并在发布之时就提供了解决老幼出行问题的“离线码”功能。

下载打印“离线码”后，老人、儿童可以随身携带，并在7天有效期内使用。数据显示，“四川天府健康通”微信小程序的离线码功能上线两周累积访问次数超过250万，已经有近200万的老人、儿童用上了离线码。

另外，在河北邢台陆续推广的腾讯云未来社区居民电子出入证也提供了离线出入码。

除广州、四川等地之外，深圳、北京的防疫微信小程序“深i您”、“北京健康宝”以及“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也推出了“适老爱幼”的服务功能——“老幼健康码助查询”。

有了这个功能，现场防疫人员、志愿者或其他助查人打开相应的微信小程序，输入老人、小孩提供的个人身份证号，便可进行助查，帮助其通过核验、顺利通行。

可见，在国家大力推行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的今天，部分省市的政府管理者已经具备了数字化管理的意识。

此前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就曾指出：要牵好“一网通办”这个“牛鼻子”，聚焦“一件事一次办”，纵深推进流程再造，更大力度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间。

在广东，则围绕着居民、商事主体、政府人员打造了粤省事儿、粤商通、粤政易这三大平台，并以这三个平台为基础不断深化数字政府改革建设。

对此，业内人士对雷锋网表示到：“目前国内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已经从此前的技术驱动，发展为今天的技术与业务双驱动了。”

 “在中国，政务业务一定是和具体的治理任务关联起来的，反腐是任务、反恐是任务、疫情防控是任务、城市黑臭水体治理达标是任务、社保应保尽保是任务，是任务就必须要高度重视，就必须要又快又好地完成，任务的力度不一样，政策就会不一样，速度也会不一样。”

国家发改委国家电子政务工程建设指导专家组专家罗建中在接受《中国电子报》采访时表示到。

正如罗建中所说，数字化转型从来不是技术部门的事情，而是一把手的事情，这个规律同样体现在数字政府领域。

现如今，数字政府改革建设是国家积极推进重要建设之一，与此同时，各地方、各机构领导的任务是让人民有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让企业有更好的营商环境以及企业有更强劲的发展动力和竞争力，围绕这些任务，需要政府机构从很多维度提供更好的服务，进行更多的业务创新，这必然要求作为重要支撑的数字政务网络通起来、数据通起来、业务通起

显然，驱动力的转变推动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的速度，但对于想要探索数字政府改革建设边界的政府来说，单靠业务与技术来驱动足够吗？

在数字政府改革建设中，政府是绝对的甲方。

这个甲方并不只是政府采用合同外包等模式来完成自身的数字化项目开发。

在浙江工商大学校长、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看来，政府更加突出了“元治理”角色，即对治理的治理。

在他看来，民众、企业等市场主体，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等均应享有参与数字治理的同等机会，相应地，政府作为元治理者，不仅需要作为治理主体积极推动自身的数字化转型和参与经济社会的数字化改革，还需要为公民参与、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等有效运作提供更加基础性的治理规则。

基于此背景，郁建兴认为，政府履行好“甲方”职责，首先需要确立“立足于未来思考当前工作”的前瞻性、系统性思维。数字化改革不是对已有经济社会和政府治理形态做简单的加减法，而是需要系统反思、重构已有组织、社会运行方式。

可见，不少地方都设置了“首席数据官”或“数据专员”等新岗位，突出了政府数字化转型不只是公共数据治理机构的工作，但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的重要目标恰恰是取消这些特定的数字化岗位，形成“人人都是数据专员”的全新格局。

这一思维的变化，将会带来政府对组织内部人才如何培养、编制如何设置等全面重塑。

在当前，数字政府改革建设进程中，各级政府广泛采用了购买服务、合同外包、特许经营等方式，广泛开展与市场、社会主体合作。

显然，在政府数字化能力总体较弱的情况下，政企、政社合作成为了加快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必要途径。

但在郁建兴看来，政府并不总是能够恰当管理与第三方的合作关系。

• 一方面，政府作为科层制组织，常常习惯于命令-控制型的上下级关系管理，而合同制却建立在平等主体间关系之上。这就内在地要求政府注重提高管理、维护横向（而非纵向）主体间关系的能力。
• 另一方面，传统的政企、政社合作更多发生在可预期目标、内容和质量的产品或服务领域，而数字化改革却是一个有着高度不确定性的创新领域。在这一领域，政府的首要职责不是以公共财政投入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项目，而是为市场、社会主体的探索创新创造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环境。

显然，政府内部的管理制度还需要进一步优化，而实现这些改变，则需要政府进一步完善 “放管服”改革，用绣花功夫去细化工作。

事实上，面对数字政府驱动力的转变，对与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的服务商来说，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数字政府改革建设从“技术驱动”变为“业务驱动”，就意味着没有现成的确定性“需求”，需要数字化服务提供商与客户一起围绕“任务”来设计相关的智能化应用。

这意味着，数字政府改革建设服务商不仅需要具备能够基于历史与现在的规则，在此能力之上，还要能够与政府共同建立新的规则，提供更好的数字政府建设解决方案。

就以上海两会的线上咨询活动为例，腾讯需要在一网通办平台，面对两会的场景迅速搭建起新的智能化应用，基于此前的一网通办的入口，识别身份之后就可以登录平台，进行询问。

在此基础之上，腾讯还为智能化应用提供了相应的关键词回复，智能调配等一系列智能化应用，多方面提高效率。

虽然看起来并不繁琐，但对于服务商而言，其不仅仅需要懂技术，更需要懂政府业务，有行业生态。

在有了这些能力之后，服务商能够在面对政府业务需求的时才能快速的实现场景化。

对于政府而言，其需要明白的是，数字化本身并不是最终目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才是一切政府工作的依归。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能抽象理解为一种口号式的宏大叙事，它需要落脚到每位公民的具体福祉，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不受侵害，保证他们能够充分共享数字化改革红利。”郁建兴表示到。

在此背景之下，随着政府数字化改革的持续深化，各级政府需要更加重视从“建设”到“运营”的发展阶段转变，形成更加富有品质的数字化项目，让民众在数字化改革中更有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