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互联网人,知了天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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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13 08:57
这些年,他公开露面的时间和次数越来越少。从缺席公司内部的年会,到错过意义重大的两会,再到连续三年避开乌镇峰会,马化腾似乎有意淡出公众的视野。
2013年时,马化腾在众安保险公司开业仪式上讲了一个金句:即使你什么错都没有,就错在你太老了。
在互联网领域,“衰老”就像坐上5G时代的“网速火箭”。不断更新的微信版本,三五天就冒出一个看不懂的网络新词,都让身处其中的人们更容易体会到“老”的状态。
“我最担心不理解以后互联网主流用户的使用习惯是什么,包括QQ也好,微信也好,没有人保证一个东西是永久不变的,因为人性就是要更新。”说出这句话时,马化腾露出一丝无奈。
残忍的是,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即便焦虑如马化腾,时刻关注年轻人的喜好动向,依然无法阻挡头条系和抖音的崛起。
2019年,是字节跳动扩张版图的一年。这一年里,张一鸣奔袭腾讯起家之本与商业壁垒护城河——社交和游戏领域。
互联网圈子里,广告、电商和游戏被称为流量变现的“三驾马车”,而游戏被认为是离现金流最近的主要行业之一。
2019年上半年,字节跳动就已超越腾讯、百度,成为中国第二大数字广告商,在此基础上,成立朝夕光年大举进军游戏领域更是水到渠成。
张一鸣曾说,“创建今日头条不是为了成为腾讯的员工。”雄心至此,他已然成为腾讯面前最具挑战的竞争对手。
1971年出生的马化腾大概想不到,在腾讯已经强大到看似无所不能的时候,他的帝国会遭遇一位80后年轻人的袭击。
近年,更多互联网人迈入“知天命”之年。10月1日,网易创始人丁磊也刚刚过完自己的50岁生日;小米创始人雷军、微信之父张小龙、携程创始人梁建章都生于1969年,两年前就跨过了知天命之年……
第一代互联网大佬们年岁渐长是无法回避的问题,面对新一代少壮派的迅速崛起,以及永远追求新奇用户,企业传承成为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
当天,京东健康举行香港上市“云仪式”,上市的锣声响起,股价飞速飙涨55%,惊喜尖叫声在顷刻间炸裂开来。
一片振奋中,台上重量级嘉宾个个喜笑颜开,却独不见京东创始人刘强东的身影。
以往,他是热爱这样的场合的。2014年,京东登陆美股,刘强东携团队赴美敲锣。上市的钟声响起,红色彩纸纷纷扬扬,人群中的他情不自禁地欢呼。
可即将迈入“知天命”之年的刘强东,游离在公众视野之外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仅缺席京东健康上市“云仪式”,更早之前的2020年6月,京东集团回港二次上市之时,刘强东同样不见身影。
从2018年底开始,他就在试图一步步减少自己之于京东的个人色彩。那时,44岁的刘强东先是卸任京东集团CEO,徐雷接任并从幕后走向台前。自此之后的两年里,刘强东不断“放权”,接连卸任十几家主体公司高管,鲜少公开亮相。
就在人们还在讨论京东何去何从时,马云也挥一挥衣袖,在教师节这天主动宣布,将在明年辞去董事局主席职位,投身教育事业。
退休前,马云为阿里做了最后一件事——收购网易考拉。
在大部分人眼里,这是现任管理层对阿里成立二十周年的“献礼”,但是马云知道,对于已经拥有跨境电商业务的阿里巴巴而言,这不是一次进攻,而是一次针对拼多多的防守。
有相关报道显示,阿里巴巴之所以斥资收购网易考拉,目的在于阻止拼多多与网易考拉走在一起。而拼多多的背后,是一位来自杭州的80后:1980年出生的黄峥。
完成收购后的第4天,也就是马云55岁生日当天,他身穿暗红色T恤,在人流的簇拥中,上完了自己最后一天班。马云称,为了这一天,他已筹谋十年。
阿里的公开信中表示,“10年前我们就问自己这个问题,如何保证马云离开公司以后,阿里巴巴依然健康发展?我们相信只有建立一套制度,形成一套独特的文化,培养和锻炼出一大批人才的接班人体系,才能解开企业传承发展的难题。为此,这十年来,我们从未停止过努力和实践。”
面对少壮派的冲击和创始人逐渐老去的事实,传承问题成为第一代互联网巨头的共同难题。
起初,创始人们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勤奋努力将打下江山,将企业做强做大;但到了职业生涯的下半场,却要想尽办法将个人影响力从自己一手创立的企业中摒弃,这本质上是违背人性的。
与马云相比,黄峥是不折不扣的后辈,他们各自带领的公司,正是中国互联网不同代际的典型代表。
26年前,马云受托去往洛杉矶,作为翻译沟通落实一项高速公路投资,未果。便从洛杉矶飞到西雅图,找他在杭州电子工学院认识的外教比尔。信仰互联网的比尔带着马云去西雅图第一个ISP公司VBN参观。
公司的人帮马云打开Mosaic浏览器,键入Lycos.com,对马云说,“你要查什么,就在上面敲什么。”当天,马云请对方给他的翻译社做个主页,晚上就收到5封邮件,分别是来自日本、美国、德国客户的询价。
最后一封来自海外华侨,是个留学生,他对马云说,“海博翻译社是互联网上第一家中国公司。”那是马云“中国黄页”的灵感来源。
林军曾在《沸腾十五年》一书中写道,学习、赶超美国,一直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最重要、最激烈、最质朴的情感,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但在互联网之前,我们更多的只是一种徒劳式的呐喊和掩耳式的自欺。
但互联网不同,互联网在美国的每一个细小创新,在太平洋西岸,都会有人进行学习、借鉴甚至模仿跟随。这种路径,一定程度上形成良性循环,成为互联网创新中国的内在推动力。海归群体和具有海外视野的本土创业者,成为中国互联网早期创业者的生力军。
张朝阳是海归的符号,1995年回国时,他选择做互联网。与马云甚至更多的第一代互联网人不同,一开始张朝阳并没有清晰的商业模式,他的第一家公司爱特信互联网技术公司的意思,就是说他只知道自己在做互联网,但具体做什么他也不知道。
以超链接为主体的网站——雅虎,让张朝阳看到了方向,于是他邀请一个叫王建军的人帮助开发这个产品,一个叫搜索引擎,但更多应该是目录式检索的产品,1998年爱特信正式推出搜狐。
一年后,塑造了后来中国电商版图的阿里巴巴,在杭州湖畔花园小区成立,1999年4月15日alibaba.com上线,一代传奇拉开序幕。
距离湖畔花园不到200公里的上海,寒门出身的季琦认识了被人称为神童的上海人梁建章。两人相谈甚欢,携程的雏形初显。
随后沈南鹏被邀加入,1999年10月,梁建章和季琦投入20万,沈南鹏投入60万三个人共同注资100万人民币后携程网正式成立。不久,拥有旅游行业经验的范敏加入携程四君子聚首。
1999年前后,看上去是一个略显传奇的年份,阿里、搜狐、携程只是时代浪潮中的浪花一朵。众多公司在那时顺势而立,它们之中的佼佼者,如今均在中国互联网的宏大版图中占有一席之地。
1997年,丁磊出走电信局,在广州创立网易工作室;一年后马化腾创立腾讯;刘强东创立京东;2000年,海归李彦宏在北大资源宾馆创立百度……
他们共同经历了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从小众到大众、从荒芜到繁华的过程,也因此分享到了一个新产业诞生之初的所有红利,包括建立在时间基础上的深厚根基。
但与此同时,创始人个人风格也更加明显地体现在企业文化中。过去BAT时代,业界对三巨头有着一句公认的评价,“阿里重运营、腾讯重产品、百度重技术。”
观察三位创始人的性格不难发现,马云以演讲著称,说话极具煽动力;马化腾本身就是一个注重产品细节与体验的产品经理;而李彦宏作为超链接技术的发明者促成了百度工程师文化的盛行。
企业有文化本是一件好事,但对于交接期的企业来说,也是一个难题。
前辈们所打下的移动互联网“江山”,给了少壮派充分的发挥空间。如今,王兴、张一鸣已经成为公众、媒体共同关注的热门人物。
2012年春节刚过,张一鸣在中关村知春路上的一家小茶馆里找到SIG的王琼,表示要做字节跳动,做一家面向未来的信息分发平台。
当时,移动互联网的参与者虽不少,但他们的思维模式依然停留在PC互联网阶段。移动互联网时代,基于移动设备的信息生产和分享会更碎片化,那么对应信息分发平台就要做到“匹配”。
基于这些认知,字节跳动最开始做的是诸如内涵段子和搞笑“囧图”这样的产品。2015年,张一鸣注意到今日头条APP的短视频内容阅读占比超过图文,作为推荐引擎信徒的他,认为只要是推荐引擎能做的事,都应该在要做的范围内。
2019年,字节跳动的第一个视频产品应运而生,因从今日头条分离而命名为头条视频。从此字节跳动在短视频领域一发不可收拾。继火山小视频、西瓜视频后,短视频王者抖音诞生。
不可否认,张一鸣是一个善于抓住机遇的人。与此同时,他也十分注重自我迭代进化的能力。但张一鸣却对公司是否能持续年轻仍感到担心。
在与钱颖一的对话中,张一鸣曾透露,“很早的时候,我发现管理团队不用抖音,很着急。我要求他们每个月拍两条视频,要获得多少个点赞,用强制手段让大家保持年轻。”
在张一鸣为“如何让团队保持年轻”的问题头疼的时候,王兴则在物色接班人选上投入了十二分的精力。
王兴是天生的创业者。美团是王兴的第九次创业,此前的游子图、多多校友、校内网等创业项目虽然全部折戟,但也为王兴带来了王慧文、陈亮、郭万怀这群能打硬仗又忠心耿耿的合作伙伴。
陈亮和王慧文为美团的上市立下了汗马功劳,郭万怀则成为王兴一生的伴侣。在这些“战友”的加持下,千团大战的激烈厮杀被互联网一书再书,载入史册。
美团十周年时,王兴官宣了王慧文退休的消息。王慧文的离开加速了美团内部人才的流动,也加重了组织对王兴的依赖。
王兴自己也承认,“美团还太年轻,在组织建设和文化建设上,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物色接班人选成为王兴任务清单中的头等要事。
今年年初,王兴启动了“领导梯队培养计划”,推动人才盘点、轮岗锻炼、继任计划等系列工作的有序开展。
中国互联网的魅力在于,每当基础建设重新升级、新的用户群体重新出现、整个实体经济数字化纵情向前时,都会叠加出新的需求,产生新的创造者和新的商业可能。
站在“第一代互联网人”肩膀上的少壮派飞速崛起,但也面临着用户新鲜感的快速流失和其需求的加速更迭,企业永远需要更年轻的接班人。
2019年,李彦宏在一次讲话中也谈到,“现在的大趋势下,技术更新得非常快,市场变化也非常快,短视频这种产品如果不是20、30岁的年轻人,确实没有太好的感觉,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有年轻干部顶上来。”
这也就解释了张一鸣为什么38岁就宣布了退休、黄峥为什么正值壮年便已卸任。谁来接第二棒,成为第一代互联网人与少壮派共同的难题。
第一代大佬们是国内互联网产业的开创者,所以有关传承的问题几乎没有可参考对象。但如果把观察的范围扩大,这些看上去暂时无解的问题,或许可以从全球科技产业的前辈们身上找到灵感。
2017年6月13日,美国电信公司威瑞森宣布,44.8亿美元收购雅虎旗下核心网路事业的交易正式落地。市值曾一度高达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贱价出售终结传奇。
复盘雅虎这一经典失败案例,一个核心启示在于:错位的领军者所导致的企业文化错位,是雅虎衰落的根源。
1994年,年少有为的杨致远和费罗创造了雅虎并大获成功,但第二年他们就决定招聘一名管理伙伴执行日常业务,以便自己埋头科研。
1995年,雅虎第一任CEO蒂姆·库格尔(Tim Koogle)加入公司。他是一名典型的职业经理人,库格尔在摩托罗拉完成积累后,在InterMec(发明条形码的公司)担任了两年总裁。
来到雅虎后,他为雅虎找到了盈利模式:以免费内容吸引流量,然后利用它们向企业卖广告。这套如今我们习以为常的游戏规则,最初是雅虎首创,它曾是第一家实现盈利的互联网公司。
但库格尔投资激进且运气不好,又赶上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时代,股价下跌近90%,2001年5月,黯然辞去雅虎CEO一职。
帮助雅虎渡过难关的是第二任CEO特里·塞缪尔,上任后,削减了没有意义的企业项目、优化了组织,获得了员工的信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困境。
但他却主张业务多样化,通过溢价服务和分类广告减少了雅虎对显示广告的依赖性,将雅虎推向了战略失焦的深渊。
多样化的业务,带来的是雅虎的定位进一步模糊,和雅虎极客文化的缺失。这一切让雅虎丧失了对技术的关注,直接导致雅虎错失了搜索和社交网络的两次机会。
在塞缪尔任职后期,雅虎的赢利增长已经达不到华尔街预期,虽然抛售谷歌股票创造了赢利的虚高,但是雅虎已经难掩颓势。
其实,在美国互联网公司引入职业经理人是十分常见的选择。几乎所有的公司发展到后期创始人及其家族的股权大都所剩无几,大部分股权散落各处。
这时,董事就需要聘请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公司。而董事会里除了大的投资基金和银行的代表以外,其余的就是独立董事,也就是说,大多数核心人员的首要任务是保证投资者的利益,而非公司真正的长远发展。
前任是技术奇才创始人,后来者是优先保证投资者利益的商业精英CEO,他们对技术核心理念天差地别地理解,必然带来雅虎的失落。
微软创始人、曾经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在不到40岁时就提出了微软高管退休时间表,尽早“撒手”微软,给微软足够的成长空间,在如今看来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那时,盖茨决定让微软创始团队成员史蒂夫·鲍尔默接任CEO一职。2000年1月,拥有交易、财务和产品营销背景的商人鲍尔默继任,一周后微软股价曾冲到史无前例的58美元。
但此后,鲍尔默掌舵微软的14年期间,先后被谷歌、苹果、Facebook在各个领域超越,微软在他手中逐渐变得碌碌无为。
乔布斯曾在自传中公开谈论鲍尔默与微软的关系:“做销售的人经营公司,做产品的人就不再那么重要,其中很多人就失去了创造的激情。”
2013年鲍尔默“退位”,在微软任职22年的老员工萨提亚·纳德拉在2014年成为第三任CEO。
纳德拉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塑企业文化,整顿内部的官僚主义与内部政治;然后对外刷新合作,以为客户创造额外价值为理念,陆续与多家新老伙伴达成合作关系;至于微软发展策略,纳德拉提出微软应聚焦云计算和移动领域。
仅三年时间,微软市值翻番,如今的市值更是突破2.5万亿美元,超越苹果,成为全球上市公司市值一哥。
此前在微软工作了22年的纳德拉,显然更了解微软,他明白另起炉灶建立一个全新的微软不是好的选择,致力于“重新发现微软的灵魂”,才能让微软持续成长。
在互联网这个智力密集型产业中,接班人对企业的理解、自身能力不可或缺,同时传承过程中,创始人的适度参与对企业的稳定也同样重要。当微软宣布任命纳德拉时,已经将大部分精力投入慈善事业的盖茨,决定将30%的时间花在微软上。
就像马云在告别信中写到的那样,“阿里从来不只属于马云,但马云永远属于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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