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邓舒夏
编辑 | 孟佳丽
互联网红利时代的悄然落幕，以写代码为生的一些职场人，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过去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互联网从业者在北上广深杭这些城市之间流动，比如从北京这种房价比较高的城市，向杭州这种有房价优势的城市流动。”互联网招聘平台拉勾联合创始人鲍艾乐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但最近几年，她发现一些从业者开始大量从北上广深杭向其他二三线城市流动。这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行业的发展已经进入成熟期，即便在北上广深杭这样互联网产业发达的城市，新晋“打工人”也很难迅速积累财富。“互联网行业刚刚爆发时是带有光环的，这很像20年前的外企，很多程序员可以靠频繁跳槽获得高薪，企业也愿意为这个泡沫付钱，但现在这种溢价少了，大家都渐渐回归到生意的本质。”鲍艾乐说。另一个趋势是，二三线城市对于码农的岗位需求在增加。根据职场社交平台“脉脉”发布的《2020人才流动与迁徙报告》，中国IT互联网产业正在向二线城市扩展，所需岗位也从测试、运维等基础技术岗位，向产品研发等核心岗位倾斜。在厦门、珠海、南京等城市，高级JAVA开发工程师、前端开发工程师、C++开发工程师等岗位的需求量都排在首位。更重要的是，在很多二三线城市，互联网行业的边界已经被打开，一些深受“996”“007”之苦，同时很难晋升到管理岗的码农会意识到，自己大可不必局限于租房敲代码的生活，他们可以将学到的互联网思维用在任意城市的任意行业。至于工作技能，那就更不必担心，因为从一线城市积累的经验，可以让他们“降维打击”。然而，多位从一线“转战”二三线城市的程序员向《第一财经》YiMagazine坦言，现实并没有想象得简单和轻松。虽然物质层面的生活压力变小了，但想要适应二三线城市的新工作环境并不简单，他们多少都经历了技能需求、职场沟通、职业规划上的“水土不服”，在这个过程中，不少人还萌生了再次回到一线城市的想法。那么，当面对是否要回到二三线城市的抉择时，程序员应该如何选择，几位“过来人”的真实经历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参考。从动机来说，一位职场人从一线回到二三线城市的原因，大多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关键词：生活成本，精神压力，家庭和爱情。程序员们也不例外。赵祺钧是较早一批从一线转战二三线的程序员，2004年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一家消费类电子企业的总部上班，地点在广东省惠州市。这份工作持续了4年，互联网浪潮来临后，由于惠州距离深圳不过90多公里的车程，因此赵祺钧和很多想要“拼一把”的年轻人一样，跳槽到深圳一家风头正盛的通信技术公司上班。但这份工作仅仅维持了2年，他便再次回到惠州。“最主要的原因是妻子怀孕了。”赵祺钧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当时他也有另一个选择，就是让妻子过来深圳安家，但那时深圳的房价对他来说太高了，坂田的万科城已经接近1万，是惠州的三倍。已经在惠州置业的他，决定回去。2010年，中国互联网行业的红利刚刚开始，阿里巴巴已经推出淘宝商城，百度的网页搜索市场份额即将突破80%，腾讯QQ的最高同时在线用户数突破1亿，华为超越了诺基亚西门子和阿尔卡特朗讯，成为全球仅次于爱立信的第二大通信设备制造商。赵祺钧做出这样“急流勇退”的选择并不容易，他所在的部门是信息管理部，负责公司的信息化系统建设。过去两年里，他非常适应公司倡导的“狼性”文化，离职之前，领导还正在计划派他去欧洲一起开拓市场，这对收入和岗位晋升都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但陪伴小孩成长更重要，这不是钱的事。”赵祺钧说。幸运的是，惠州的老东家依然有相关的岗位空缺，这让他不必在IT岗位本不充足的城市重新寻找工作，只是薪酬降了30%。需求不足、岗位不对口、收入低曾是很多程序员考虑去二三线城市的顾虑点，然而最近几年，互联网红利已然下沉到更低线城市，不少大厂也在二三线城市设立了分公司，想找到一个对口岗位，已经变得容易多了。徐跃便踩中了这样的“红利”。2017年以前，他在杭州华为工作了3年，从事软件开发工作，就在他刚刚拥有车牌和购房摇号资格时，一位猎头找到他，称他的家乡浙江金华有一家“独角兽”游戏公司正在招人。想到有机会离身体状况欠佳的母亲、异地恋的女友更近一点，他第一次动了回家的念头。徐跃是一个保守的人，他只身回到金华参加面试，并没有告诉家人。虽然只是一次面试，但下火车、坐上公交车的那一刻，他瞬间感到了不舍：“毕竟习惯了杭州的繁华，而且想到我身边最最优秀的人脉，也都在杭州。”入职不久，落差感更加明显。在金华的公司里，员工基本各自操作一个模块，之间沟通需求的效率很低，没有明显的“团队感”，更令他不适应的是，除了沟通交互、测试外，同事之间很少探讨工作之外的技术话题。除了分工、协作等工作方式的不同，一些管理规则上的差异，也会让追求高效的程序员难以适应。两年的深圳大厂生活，让赵祺钧多了很多对照视角，他坦言自己回到惠州的头半年，时常会产生“看不惯”的情绪。
在深圳的公司，信息管理部的技术团队会被分成一二三级，当业务部门发来需求时，一级团队解决不了的会过滤给二级团队，如果再解决不了，则会过滤给三级团队，这样能够提高解决问题的精确度和满意度。然而在惠州的公司，IT部门的人员分组是“粗放”的，因为统共不到50余人，技术人员随时会被业务部门的各种问题打断。“这里面有一些问题可能是真的问题，有一些可能根本就不是问题。”赵祺钧说。其实不管是IT岗位还是其他岗位，一线相比二三线城市，在人才和岗位数量的储备上都更为充足，人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竞争激烈、流动性也很大，这大大降低了岗位的错配率。然而在二三线城市，很多岗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流动性小，甚至一人分饰多角，同时负责很多项工作，这导致很多岗位的专业性不强。类似的效率低下问题也体现在规则的设置上。赵祺钧回忆，在财务报销流程上，深圳的公司是假设每个员工都是诚信的，因此只要提交报销电子流，财务便会快速打款，纸质凭证可后续再补，如果发现员工作弊，就会降低他的诚信等级，取消快速报销的资格。然而惠州的公司则是假设每个员工都有可能作弊，要提交全部凭证才能报销，且财务审核的过程十分冗长。虽然赵祺钧很快调整心态接受了这样的现象，但显而易见的差距，为他后来决定辞职创业埋下了伏笔。多位有相似经历的码农都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表示：“到了这你会发现，写代码不累，和同事沟通，理解技术需求，反而更累。”虽然二三线城市的竞争并没有一线城市激烈，但程序员也无法回避一名技术人员的职业规划问题。需要警惕的是，在一线城市勾勒的职业规划，可能并不适用于二三线城市，选择公司的逻辑也不能按照以往的惯性思维。郭剑辉就吃过这方面的亏。他的前几份工作经历都在杭州、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且都是互联网大厂的开发岗，在北京，他还曾进入一家做教育的创业公司。2018年，出于和父母子女团聚的考虑，郭剑辉打算回到老家济南生活，但“转移”的过程花费了他漫长的3个月时间。用他的话来说，济南是一座缺乏互联网基因的城市，这里的传统行业居多，几家公司沟通下来，他发现这些公司的开发项目大多采取“外包”形式，老板对开发的需求描述甚至都不明确。因此，后来郭剑辉不再考虑一些上了规模的企业，而是想找一家能一起成长的创业公司。“如果现在让我重新做这个选择，可能会截然不同吧。”他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但遗憾的是，最终他没有找到这种理想中的“小而美”的公司，权衡各方条件后，他选择了一家待遇相对较高、对公司愿景比较认同的创业公司，担任技术负责人。让郭剑辉一度有些苦恼的原因是，在这种二三线城市的创业公司，一位技术负责人想要有好的职业发展，除了技术好之外，还需要更多的“软技能”。比如他要和市场人员一起写方案、拿项目，和B端和G端的客户直接对接——在大公司，这更多是市场部、产品部才需要深度参与的内容，郭剑辉此前并不擅长。造成这种定位差距的原因是，一些二三线城市缺乏优质高校，因此IT技术人才的供给很少，从而缺乏以技术为驱动的公司，更多是解决软件服务的场景，工作内容也是“项目制”的。在技术壁垒不高的情况下，公司为了生存，就需要花更多时间打理关系，从而拿到项目。“了解招聘市场的人会知道，一线城市有大量To C的互联网产品，需要人们擅长处理高并发等技术问题，并且不断迭代；而二三线城市更多需要的是做软件系统的人，是To B的，对于程序员来说，这是两种不同的人才模型。”鲍艾乐说。在她看来，去二三线城市找工作之前，程序员们最好先充分了解当地的产业现状，可优先选择本地“优势产业”，比如成都的游戏类企业，珠三角地区的软件类企业，以及江浙沪的电商、直播类企业。此外，大国企的信息化部门也是一个稳定系数比较高的选择。不过郭剑辉提到，像他这样在一家非一线城市的创业公司工作，没有24小时oncall和被996、007支配的恐惧，精神压力也小了很多。
“二线城市很难碰到一个有海量用户的场景，流量也没有多大，甚至都不会出现高并发的现象，你不用拼命抢占市场、争夺用户资源，所以开发人员的压力小，更容易实现WLB（work life balance），这也是很多中年互联网人不惜奋斗到头发掉光而追求的生活状态。”虽然他有些遗憾自己没有像一些技术专家一样在技术领域持续深入，但作为一家创业公司的技术负责人，他已经摆脱了码农的35岁失业恐惧，在公司里建立起自己的技术体系，从“吃青春饭”过渡到“事业”上。“技术”是行业从业者普遍存在的焦虑。对于身处二三线城市的程序员来说更是如此。一线城市的互联网公司通常也是技术牛人的聚集地，无论是公司内部讨论还是民间的交流活动，IT气氛都比二三线城市浓厚，同时二三线城市的生活节奏更为安逸，因此不少程序员也会丧失探索新技术的动力。然而，如果放松对新技术的学习，二三线城市的程序员也很可能会遭受从一线城市来的“后浪”的降维打击。为了避免掉队，很多程序员会通过社群、知识付费等方式，让自己的技术进步速度和一线城市看齐。“其实学习这件事和城市无关，现在上班时间少了，反而有更多时间看书，研究新技术，在一线城市，你可能光忙着写代码搬砖了。”徐跃说，同时让他欣慰的是，最近几年金华陆续建成了多个科技园，阿里、百度的运营团队也在其中，让这里IT气氛多少有些改善。一个必要的心理准备是，来到二三线城市要做好克服“失落感”的准备——不那么高效的工作流程，不那么创新的技术，不那么野心勃勃的公司愿景，与不是大牛的人共事，锐减的薪酬和福利，以及不那么“酷”的生活圈子。“尤其对于程序员，回老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城市选择，而是一系列的组合选择，要调研好是否有匹配的岗位，如果需要团队协作，还要看当地有没有这个环境，生活层面也要考虑，虽然都说二三线城市岁月静好，但你去了以后是否真的‘静’得下来。”鲍艾乐说。对二三线城市的种种水土不服，也让一些码农“逃回”了一线城市。郭剑辉身边就有不少这样的案例——某公司用几个月的时间挖来一线城市某大厂的总监，仅猎头费就高达数万元，然而半年不到，这些总监就陆续离职回到一线城市，他们无法适应薪资待遇、公司气氛和工作方式上的落差，这与他们的职业规划不符。赵祺钧也遇到了类似的职业瓶颈，那是在2015年，他已经在公司的信息管理部做到中层。“到了中层后，你会发现很多公司的结构性问题，一些自上而下传递下来的东西，你明明知道那是错的，但还是要去执行，就会觉得很荒谬。”于是，赵祺钧决定和另外四名同事一起出来创业，对接一些企业的IT系统建设需求。然而几位技术背景出身的人，都不谙熟销售之道，这让他们新公司几度陷入“接单难”的境地。同时，惠州的IT技术人员，尤其是前端开发人才匮乏，几位创始人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招聘。这些新技能的“get”，本不在赵祺钧的职业规划中。徐跃也获得了一些“意料之外”的职业发展，如今他已经晋升为架构师，是项目组里后端开发的骨干，不过他今年的目标是，把自己培养成一名“斜杠青年”。工作之余，徐跃正在尝试将学习到的IT知识输出到一个名为“程序员小跃”的公众号上，这个动力很多来自于在大城市里搞副业的小伙伴，比如他看到一位杭州的程序员会利用周末时间当西湖的导游。还有的人在二三线城市做着制作短视频的副业，或者利用大城市的技术积累，为一些小公司提供技术咨询服务。这些“兼职”不仅可以增加收入，还能提高生活的充实感。不过，徐跃依然会劝身边有回二三线城市想法的程序员，谨慎再谨慎。“《三十而已》中的王漫妮就是个例子，在大城市生活久了，很多潜移默化的习惯是你意识不到的。”他说。今年上半年，赵祺钧的公司已经发展到20余人，他刚刚在惠州购入了一套2万元/平方米的学区房。有趣的是，作为公司的研发和产品负责人，他又恢复了早8晚8、大小周的工作节奏，甚至还打算在明年转去销售岗尝试一段时间，挑战自我。赵祺钧发现，在他的朋友圈里，有不少过了30岁的程序员会思考去压力更小的城市生活，其中不乏有人转行考公务员，或者用一线城市攒下的积蓄做点小生意。不过他会建议年轻的IT工作者最好多去一线城市打拼几年，这样在二三线城市才会有更多的选择。“有的人可能在十几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想干什么，然后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他们的每一步都是非常坚定的。但也有人在一线城市工作，觉得压力大、买不起房，回到小城市又不甘心，害怕没什么机会，所以来回做权衡。如果你会这么去想的话，那就表示你是像我一样的普通人了。”赵祺钧说，“而我们有能力做到的，就是不为自己的人生设限。”本文版权归第一财经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