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数字经济的多元链接能力推动统一大市场高质量发展

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指出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强支撑。正如“车同轨，书同文”，统一才能形成合力，市场也是如此，统一才能构建强大的国内市场。

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赋予了我国远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竞争优势，但也要客观认识到，我国国内市场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市场，仍有很大的改革和增长空间，尚存市场机制不完善、发展不充分等问题，仍有很多堵点、多梗阻等顽瘴痼疾，要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当前，统一大市场建设已经进入深水区，需要探索新路径、发挥新生力量，打通链接供需两端的“任督二脉”，凝聚市场发展新动能，助力建设高质量的统一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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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大市场的核心在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本质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回答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序幕。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明确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自此，市场开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

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讲话指出：“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要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对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做出部署，提出“强化市场的统一性，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任务”。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次市场的作用由“基础性”升级为“决定性”。

2017年十九大报告在阐述“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强调，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2020年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健全市场体系基础制度，坚持平等准入、公正监管、开放有序、诚信守法，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

2021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等文件，进一步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22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提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其实就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具体映照，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发展史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史的一部分，并且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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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发挥市场促进竞争、深化分工等优势，进一步打通市场效率提升、劳动生产率提高、居民收入增加、市场主体壮大、供给质量提升、需求优化升级之间的通道。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具有丰富应用场景和放大创新收益的优势，支撑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

2.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参与国际竞争、锻造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长城”。《意见》提出，以国内大循环和统一大市场为支撑，有效利用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增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的影响力，提升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

当前，国家间经济实力的竞争逐渐体现为产业链价值链实力与控制力的竞争。在新一轮产业链价值链重构过程中，我们要通过更高水平的国内市场来锻造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新能力，以市场来培育世界级产业生态、锻造世界级企业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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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国过去的发展，很多领域的进步都受益于统一大市场，其发展又映照了统一大市场的优势。这些案例证明，我国建设统一大市场是成功的，也是可以复制，且需要进一步提升的，尤其是在数字经济领域

1.电信改革和互联网统一市场深刻地推动着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育成长，市场体系逐步形成和发展，特别是电信业的改革为互联网企业发展提供了丰沃的生长土壤。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和我国电信体制间的垄断逐步被打破，政企分开、邮电分离、国有电信股份化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促进了电信和互联网发展环境。

1994年4月，我国通过一条64K的国际专线，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从此开启了互联网时代。1998年，中国进一步放宽了对电信行业风险投资的限制。2000年，中国移动推出“移动梦网”业务，它通过短信推送的方式为手机用户提供各类信息增值服务。开启了互联网行业新的商业行模式。

此后，在统一大市场下，中国互联网经历了不断地迭代，从企业到产品，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企业也从国内市场走向了国际市场，如华为手机、腾讯微信、阿里菜鸟、京东、小米、字节等。

2.快递业的兴起与发展进一步佐证数字经济是统一大市场的受益者。作为数字经济另一个重要领域，电商蓬勃发展同样得益于国内市场发展。作为电商的重要支撑行业，快递行业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消除市场堵点的过程。1984年，中国邮政开办国内特快专递业务，开创中国快递业之先河。

1994年至2002年间，申通、顺丰、圆通、韵达和中通等一批民营快递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005年，国务院印发《邮政体制改革方案》，一改快递市场没有完善体系和行业规则的困境。2007年，根据“一分开、两改革、四完善”的邮政体制改革思路，国家邮政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揭牌，政企分开基本完成。2008年，大部制改革启动，邮政行业为“大交通”增添新动力，邮政、快递企业也乘上了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快车”。

十八大以来，伴随着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中国快递行业业务收入和业务总量均保持逐年增长趋势。2021年中国快递业跨入百亿件时代，以快递业务量140亿件超越美国首次居于世界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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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统一大市场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市场。初步统计，中国消费了全球40%的纺织品和服装、28%的汽车、38%的计算机和电子类产品以及近1/3的奢侈品等。中国是全球拥有最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以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种类、525个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但不管是供给端的产业链供应链质量不高，国产品牌大而不强，还是需求端的市场体系不健全，我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还任重道远。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深水区，面临着垄断、不正当竞争、地方保护主义等方方面面的堵点，需要在更深层次、更广的层面进行改革。

1.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阻碍“国内大循环”。在各地产业结构相对雷同格局下，同质化竞争导致各地隐性或显性地加大对各自辖区企业的保护。不少地方贪大求洋、低层次重复建设和过度同质竞争，搞“小而全”的自我小循环，以“内循环”的名义搞地区封锁，地方保护和区域封锁续存，歧视外资企业和外地企业、实行地方保护的各类优惠政策。

2.不少领域还存在各种市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自然垄断行业如电网、油气管网等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制约着资源的有效利用，抬高了产业和创新的成本。在数字经济领域，部分平台企业存在数据垄断、利用数据、算法、技术手段等方式排除、限制竞争等问题。

3.市场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还相对突出。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不够完善，区域间的隐性市场壁垒难以有效清除，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和全社会流通成本偏高。要素的自由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行政区经济”以及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所有制之间仍存在各种畅而不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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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个“统一”和一个“规范”系统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意见》的关键措施体现为五个“统一”和一个“规范”。所谓五个“统一”是指，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笔者解读：统一标准）、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一个“规范”就是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加快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破除各种封闭小市场、自我小循环。

2.统一大市场建设归根到底是要在国内建立起一个能够实现畅通循环、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只有让所有的企业在国内市场能够得到公平的竞争环境，给与公平竞争的机会，企业才能得到统一大市场的红利。只有这样，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产业才能具有更强大的竞争能力。从过去发展经验看，数字经济应该说是最好的例证。

基于互联网，摆脱了地方保护主义的掣肘，也克服了资源的垄断，外加国家不断加强电信领域的改革，消除了市场很多堵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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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字经济需要发挥积极作为。《意见》从主体培育、数字化、监管体系、标准和要素等方面做了明确阐述，对数字经济和平台企业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是，培育全球影响力的数字化平台企业。优化商贸流通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数字化建设，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形成更多商贸流通新平台新业态新模式，支持数字化第三方物流交付平台建设，培育一批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化平台企业和供应链企业。

二是，市场体系的数字化转型建设。加快推动商品市场数字化改造和智能化升级，鼓励打造综合性商品交易平台。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加快推进智慧监管，提升市场监管政务服务、网络交易监管、消费者权益保护、重点产品追溯等方面跨省通办、共享协作的信息化水平。

三是，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权利保护、跨境传输管理、交易流通、开放共享、安全认证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深入开展数据资源调查，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四是，强化标准体系建设。强化标准验证、实施、监督，健全现代流通、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第五代移动通信（5G）、物联网、储能等领域标准体系。

2.数字经济要发挥平台企业多元链接作用助力统一大市场高质量发展。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数字经济已经具备了在国内大循环中“集成畅通”的能力。数字经济平台可以“零时延”感知市场需求，牵引制造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做出及时响应，实现精准地适配。

通过数字经济平台，系统集成国际与国内市场，以数字链路畅通供给与消费，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打通产品创新与市场的数字通道，链接商品和服务，链接企业与个人，链接政府和市场，聚集发展的动力。

数字成为畅通循环、打破梗阻、整合各种要素的关键力量。借用数字力量打通“双循环”的“任督二脉”，以“数字循环”模式，构建畅通中国市场的数字之路，优化升级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体系，深化对内经济联系、增加经济纵深。

3.以更为健康的数字经济助力统一大市场建设。《意见》也提出，破除平台企业数据垄断等问题，防止利用数据、算法、技术手段等方式排除、限制竞争。加强对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整治网络黑灰产业链条，治理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加强对金融、传媒、科技、民生等领域和涉及初创企业、新业态、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经营者集中审查，提高审查质量和效率，强化垄断风险识别、预警、防范。

4.统一大市场建设中数字企业“打铁还需自身硬”。经过一段时间的自由生长，我国数字经济自身也出现了与统一大市场发展要求不一致的方面。譬如“垄断”、“大数据杀熟”、“二选一”等各类问题都需要值得重视。数字经济企业要有红线意识，积极拥抱监管，提升企业和平台内部治理素养和自身纠偏能力，资本更应该有序有界。

更重要的是，数字经济需要在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中，塑造更为健康的生态。尊重和保障消费者选择权，摒弃行业的同质化、低水平的竞争，构建一个基于商业逻辑、基于市场的逻辑，平台用户、数据、流量、通道的数字生态，助力统一大市场建设，服务于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