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17日，处在罢工状态的好莱坞工会成员克里斯·斯蒂芬斯注意到，环球影业公司忽然派人修建了总部示威活动附近的树木，只留下一排光秃秃的树干。
在旁人看来，这或许是一个令人摸不着头脑的举动。但对近来正在户外示威的工人来说，恶意是如此直接明了——可供乘凉的阴影消失，要想继续抗议，人们就不得不忍受洛杉矶夏日的暴晒。
不难预见，环球影业回应称这只是个常规安排下的巧合，给罢工活动带来影响“并非本意“。而工人们则嬉笑讥讽道：“向环球的好心人致敬！”
今天，环球影业不是唯一身处舆论漩涡的大制片厂。这段小插曲的背景，是好莱坞当下声势浩大的罢工行动。在无数从业者目光的交汇处，大罢工动摇了整个美国娱乐业的基石，震荡着全球文化产业。
酷热难减、阻碍重重，但走上街头的工人们不打算轻易放弃诉求。身处造梦之地的创作者们决心改写剧本，即使头顶树荫不再。
01
罢工潮里的好莱坞
在大罢工拉开序幕的那一夜，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暑期档新片《奥本海默》剧组特地将伦敦首映礼提前了1个小时。
这段多出来的窗口时间是一个折中选择。《奥本海默》的演员们按照计划盛装打扮、走完红毯，在闪光灯与镜头前微笑露脸，然后集体离场——首映礼的后续宣传环节中，只剩下诺兰作为导演继续推进。
小罗伯特·唐尼、马特·达蒙、基里安·墨菲、艾米丽·布朗特等明星的离开，是响应美国演员工会及广播电视艺人联合工会（SAG-AFTRA）决定的结果。从那天的午夜时分起，美国演员工会的16万名表演者中止了一切影视拍摄和宣传工作。
这16万名成员中，包含了演员、特技演员、配音演员，以及行业记者、DJ、舞者、歌手等等。根据工会规定，罢工期间成员们将不得参加影视拍摄，并停止更新作品相关的社交媒体，同时拒绝参与发布会、首映礼等各类宣传活动及漫展等粉丝活动……
更早之前的5月，同样因为劳资双方谈判破裂，美国编剧工会（WGA）已经率先宣布罢工。上万名工会成员停止敲字，高度依赖编剧群体的深夜秀无一幸免地停播，大量处在剧本创作阶段的影视作品遭遇休止符。
在《奥本海默》同期电影《芭比》的全球首映礼上，联合编剧诺亚·鲍姆巴赫因为编剧工会罢工而缺席。导演格蕾塔·葛韦格表示：“没有他就没有《芭比》，没有编剧就没有好莱坞。”
7月14日演员工会宣布罢工后，主演玛格特·罗比和瑞恩·高斯林也不再参与《芭比》后续的城市首映活动。编剧和演员们团结在一起，共同表达对好莱坞现行逻辑的不满。
要知道，这是63年以来美国编剧工会和美国演员工会首次同时罢工，规模空前。失去了二者的好莱坞，正被迫陷入全面停摆状态，不计其数的新项目进入停滞期，热门剧集的新一季无法推进，连已完成的作品也面临许多烦恼。
赶在夏天上映的北美大片，如《芭比》与《奥本海默》都算是幸运儿，因为罢工节点发生在它们宣传期的末尾，影响不至于太大。但后续的影片就没有这么好运了，宣传节点被全部打乱，像《巨齿鲨2：深渊》就不得不取消原定于伦敦举办的首映礼。
更远的项目则纷纷落入延档疑云。据《Variety》报道，受到罢工运动的影响，华纳兄弟正在考虑将计划于11月公映的电影《沙丘2》推迟至明年。毕竟对这样的全明星阵容电影来说，演员宣传的加持至关重要，推迟到罢工结束不难理解。
相似的，华纳旗下的翻拍片《紫色》、DC超英续集《海王2》都可能延后档期。此前迪士尼也全面调整过影片发行计划，《美国队长4》《神奇四侠》《复仇者联盟5》等大制作超英片各自推迟，《阿凡达》系列全面后置，最夸张的《阿凡达5》甚至被放到了2031年，卡梅隆影迷的日历越撕越厚。
比如不久前公布提名的第75届艾美奖，还未举办就由于罢工新闻蒙上阴霾。倘若演员们既不出席也不宣传奖项，艾美奖的处境将何其尴尬？
再比如原定以影片《挑战者》开幕的第80届威尼斯电影节，已经经历了一场罕见的换片风波。
随着演员罢工开始，包括赞达亚在内的全体演员都无法参与《挑战者》的宣传活动，出品方亚马逊影业和米高梅最终决定将其档期由今年9月延后到明年4月。于是影片临时撤离威尼斯电影节，开幕片改为艾多阿尔多·德·安杰利斯执导的战争题材电影《指挥官》。
如此局面对各方来说都是无奈的结果。出品方试图维护影片的商业前景，项目周期大大延长，导演卢卡·瓜达尼诺则被迫错过了接下来的颁奖季，潜在损失不低，威尼斯电影节也不得不仓促统筹，以一种不理想的方式登上报道版面。
当然，这样的困局不只是《挑战者》和威尼斯独有的问题。接下来，特柳赖德、多伦多等电影节也要面临难题，想办法在失去明星光临的情况下苦撑门面。
而对于颁奖季的独立制作电影来说，缺席的明星演员意味着商业号召力大幅削弱，迈克尔·曼的《法拉利》、布莱德利·库珀的《音乐大师》恐怕皆是进退两难。
这是好莱坞阵痛难解的时分，痛在消失的首映礼，痛在寂静的电影节，痛在每一处悬置的片场与搁置的续集。
02
AI，谈判里的新焦点
目前看来，此番声势浩大的罢工潮将造成至少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从头说，事件起源是美国编剧工会和代表资本方利益的电影电视制片人联盟（AMPTP）3年协议到期，双方就新一轮协议展开谈判，然后谈崩，导致罢工。
7月上旬，美国演员工会及广播电视艺人联合工会与电影电视制片人联盟进行谈判，剧情和编剧工会如出一辙，谈判破裂，罢工随后开始。
人们在制片公司和流媒体公司的所在地发起抗议，举起各式各样的醒目标语：“支付编剧报酬，否则我们就剧透《继承之战》”“我妈妈的Netflix密码是……”“ChatGPT没有童年创伤”。
对工会来说，罢工是仅存的手段。谈判结束后，演员工会对制片人联盟的态度表示遗憾，认为后者拒绝针对某些议题进行有实际意义的沟通，在另一些议题上更是直接敷衍搪塞。
美国演员工会主席法兰·德瑞雪公开表示：“我们的遭遇正上演在不同领域的劳工身上，老板们眼中只有华尔街和贪婪，却忘记了那些真正让机器运转、做出贡献的人。”
在好莱坞的秩序框架下，工会是保护广大劳工利益的关键力量，他们代表工人进行漫长谈判，确保好莱坞台前幕后的工作者都能分得收益。
而今年的谈判有些特殊，因为它不仅如往常那样聚焦收益分配和劳工待遇命题，还额外指出了新的事实：不断发展的人工智能，给创作者们带来了越来越大的生存威胁。
AI，这个科技圈热闹无比的词，终于也以最令人生畏的方式降临到娱乐行业，直接催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AI条款拉锯战。
编剧方面提出诉求，要规范项目中的AI的使用，AI生成的内容不能作为源材料，符合编剧工会写作指南要求的材料不得用于训练AI。
简单来说，编剧们不愿意把自己的剧本“投喂”给AI，也不希望从此降维为“批改作业”的岗位。前者涉及到语料训练的知识产权问题，抗拒隐含的剽窃逻辑，后者则直指所谓“AI提升生产力”的企业蓝图，态度非常鲜明。
然而这两条无疑都属于制片人联盟不愿意接纳的范畴，谈判中条款均被拒绝。巨头公司们既不想放弃训练AI，也不愿意限制其应用场景，尽管“训练”和“应用”必然损害编剧群体的权益。
在影视工业化尤为发达的好莱坞，AI创建数字替身的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问题只是程度多少而已。在人们意识到这件事存在阴暗面之前，返老还童、配音重现的“奇迹”早就借AI之手上演于大银幕。
显然，真人演员不希望数字人泛滥在行业中，这会挤压广大演员的生存空间。
更令人担忧的图景在于，假如技术进步先于秩序形成，演员的肖像就可能被用于非法牟利，而演员本人甚至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如同最新一季《黑镜》中预言的“换脸”一幕：人的生活与肖像遭到挪用，AI越界捏造出恶俗画面。
因而针对AI，演员工会要求建立一套全面的条款来保护人类作品和人类权益。当大公司制造表演者的数字替身，或是用AI改变表演者的声音、肖像、表演时，演员们需要知情同意和经济补偿。
但从谈判结果来看，制片人联盟给出的解决方案与演员工会的要求间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比如，制片人联盟声称有一项“开创性的AI提案”，能够“保护演员的数字形象”。
然而他们口中的“开创性”提案，在演员工会看来却是另一副模样。首席谈判代表邓肯·克拉布里·爱尔兰指出，这项提案是指片方能对群演进行扫描并支付当日酬劳，此后扫描所获的素材可被片方挪作他用，不必征得演员同意也不支付所需酬劳。
很快，制片人联盟发言人斯科特·罗威发布回应，一口否认了邓肯的说法。他解释称，那项提案限定了所谓数字替身的适用范围，仅允许公司在雇用演员的对应电影中使用，其他用途则需要获得演员的同意并支付合理费用。
总之，这场频频反转的罗生门式谈判，让各路围观群众都看晕了眼。不过有一件事大家可以确定，那就是谈判绝对没能达成共识。
就这样，对AI的讨论成了美国演员工会与编剧工会走向罢工的重大诱因，那些圈内最知名的人物都为之奔走呼喊。
6月，汤姆·克鲁斯参加了工会与制片人联盟的谈判会议，希望制片商倾听工会对AI的重重顾虑。这一年，61岁的阿汤哥还活跃在好莱坞一线，最新一部电影是《碟中谍7：致命清算（上）》。戏里戏外，他都把目光投向了人工智能技术的未来。
中国影迷青睐的导演诺兰，也在许多场合回应了人们对AI的关切。巧合的是，他刚刚结束了《奥本海默》的制作，而AI之崛起，在他眼中正是一个属于当代的“奥本海默时刻”。
在《奥本海默》的映后活动上，诺兰谈起AI，他说道：“当你开发新技术时，必须确保有相应的问责机制……我们行业里谈论它的人，只是想着用算法做任何事还不用担责……人工智能的滥用会导致可怕的后果。”
轰轰烈烈的行业大地震中，导演的角色不属于罢工范围。不过，在工会赢得合理待遇、终止罢工前，身兼编剧身份的诺兰说他不会启动自己的下一部电影。
03
流媒体放大的矛盾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AI因其新颖属性吸引了各方视线，但罢工这锅不能光给虚拟人背。
新技术滋生的忧虑固然有深远意义，但在当下还不完全是矛盾主体。放眼好莱坞成熟的内容生产管线，主角依然是人，依然是成千上万台前幕后的创作者。
AI争议引出了人们立场对立的现实：被取代、利益受损的终究只是创作者，制片方却能够从中受益。工会不愿让步的本质，是工人不满。而工人不满的核心，则是行业利益的分配问题。
这是多年来好莱坞罢工史的主轴，不同的历史时期赋予了它迥异的时代色彩。譬如此时此刻，分配的矛头就捅向了流媒体。
这个问题应该问一问美国前总统里根。1960年，时任演员工会主席的里根领导了那个年代的大罢工，最终为演员们争取到了32.5%的片酬涨幅和30%的剩余费涨幅。
片酬的概念很好懂，剩余费（residual）则相对特殊，它可以理解成片酬的延伸，就像作家收取卖书的版税收入。当影视作品在电视台重播时，编剧和演员们就能拿到一笔额外的收益。
也就是说，热门之作往往能带来更高的剩余费，让创作者们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比如知名美剧《老友记》，参演者们曾透露其剩余费至今维持在每年千万美元量级，羡煞旁人。
用中国网友的调侃之语来说，这就好比“一部《甄嬛传》保了一生的荣华富贵”。
流媒体的兴起颠覆了电视台的重播模式，转而推广用户自行选择观看的点播模式。点播又从根本上取消了收视率、重播轮数等传统的影视热度衡量标准，平台也顺势取消了基于商业效益逻辑的剩余费。
当创作者与流媒体打交道时，平台会向他们支付一口价式的酬劳，但不再支付以往的剩余费。作为替代，流媒体会以包年的形式支付固定的发行收益，但不会公开具体的点播量数字。
在流媒体的规则里，创作者看到的是一个黑箱，他们也许能判断自己的作品有多么成功，但无法具体量化自己应得的长线回报，只能接受平台给出的一口价。
以艾美奖提名演员曼迪·摩尔为例，她出演了著名口碑美剧《我们这一天》，打动了世界各地的众多观众。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曼迪在接受THR采访时透露，自己从这部长达六季的剧集中只拿到了很少的剩余费，比如81美分的支票。
《鱿鱼游戏》的编剧兼导演黄东赫也表示，全球大爆的《鱿鱼游戏》并未让他获得巨大财富，Netflix依然根据原始合同向他支付酬劳，尽管这部影片给平台带来的收益数以亿计。
换言之，对演员和编剧来说，好莱坞流媒体时代的热门作品，长线经济价值完全比不上电视时代，这种落差自然引发了难以排遣的失落感。
带着这些问题，工会要在新时期的好莱坞发行格局里讨一个说法。然而制片人联盟认为流媒体点播量属于商业机密，无法对外公开。
制片厂对于工会涨薪的需求讨价还价，拒绝了演员工会的新媒体收入分享提案，也拒绝了编剧工会的广告点播二次收益提案及收视率二次酬劳提案。
在一些人尝试打破黑箱的时候，总有些人希望黑箱永远保持下去。
令工会成员更不满的是，守护黑箱的好莱坞高管们坐拥奇高无比的薪酬待遇，这似乎是行业收入分配不均的又一处铁证。当这些高管跳出来指责工会时，矛盾仿佛更加难以弥合了。
面对罢工潮，迪士尼首席执行官鲍勃·艾格回击称，工人们的期望是不现实的。他说：“行业面临各种冲击与挑战，疫情后有复苏势头但还不彻底，现在增添（罢工）这样的扰乱是最糟糕的时间点。”
流媒体巨头们强硬的谈判态度同样有其依据。至少到今天为止，亏损依然是全球流媒体平台的普遍困境。在流媒体竭力节流的商业语境下，来自工人的话语意味着更进一步的成本压力。
这场大罢工揭开的，不只是好莱坞劳工现状的创口，也是流媒体巨头长久以来的伤痕。在公开声明中，制片人联盟对大罢工的评价是：“工会选择了一条将让无数依赖该行业的人陷入经济困难的道路。”
回首望去，每当重大的媒介革命发生，利益分配的难题便会重燃。昨日是DVD，今日是流媒体，明日或许是AI，相似的景象在好莱坞历史上一遍遍重演。罢工之于好莱坞，如同病人身上应激的炎症，在痛楚中对抗损伤。
04
尾声：250美元
7月21日，洛杉矶市政府宣布将对违规砍树的环球影业处以250美元的罚款。
是的，疑似阻碍示威的“好心人”们收到了应有的惩罚。
随着事件发酵升温，洛杉矶市政部门对环球影业砍树事件展开了全面调查，并最终得出结论：过去三年里，相关部门从未对该地区的行道树发放修剪许可证。这就意味着环球影业的做法事实上已经违法。考虑到其为初犯，所以罚金金额较轻。
为了平息示威者和媒体的怒火，环球影业在官方声明中承认编剧工会和演员工会享有的示威权利，并尽力做出补救。现在，环球影业已经在巴拉姆大道上搭起了遮阳帐篷——还额外配置了降温喷雾。
在没有枝叶的大树下，工人们一边嘲弄这张250美元的“天价罚单”，一边在34度的高温下继续罢工抗议。
